一
说来也是一桩人生幸事,我竟然有机会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与蜚声世界文坛的勃朗特三姊妹做了短暂的邻居。
来到哈沃斯已是暮色微茫了。远处的山影茫然,淡成似有若无的一袭青烟。广袤的荒原上一簇簇、一片片的石楠花开得正闹,视野所及,仿佛遍地覆盖着一层红紫斑驳的地毯。一条坡度较大的石头道把行人引向村街,两旁排列着积木般的住舍、酒馆、花店和杂货铺。衬着渐隐渐暗的霞晖,高耸的教堂钟楼微现出一层亮色,而对面的勃朗特纪念馆却显得十分暗淡了,好在里面已经多年如一日地按时亮起了灯光,使整座建筑凸显出大致的轮廓。夜幕徐徐地把小村落笼罩起来,枝头鸟雀的啁啾替换为草间鸣虫的合唱,像定音鼓似的每隔一刻钟教堂上空就要响起一次钟声。
纪念馆为沙石构筑的乔治安式二层小楼,原是勃朗特一家的住宅。听说,当日夏洛蒂、艾米莉、安妮三姊妹就住在左边的楼上,右边是她们的父亲的书房,在这家里已待了三十年的龙钟女仆住在楼下。现在,当然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这座阅尽勃朗特一家兴衰、嬗变,经历过三个世纪风霜浸染的老屋,于今像是一座苔藓斑驳的古碑,一轴纸色已经泛黄了的画卷,载录了19世纪上半叶三位才女留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坛上的深深印迹。
实在难以想象,这样几间看不出什么特色的普通石屋,从中竟升起了卓绝千古的文学之星,竟孕育出那些恢宏、壮美的传世杰作!凡是读过《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的人,有谁不为三姊妹天马行空般的瑰奇诡异的想象力,为她们书中捍卫独立人格、表达强烈爱憎的蕴涵,美得苍凉、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文笔而倾倒呢!
纪念馆与教堂中间有一片空地,很久以前就成了村里的墓葬区,但三姊妹并未葬身其间。小妹妹死在几十英里外的一个市镇,骸骨没有运回;两个姐姐病逝之后即被安葬在这座教堂里,故乡父老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诗魂。对于他们来说,教堂的意义与价值也许已经超越了一般宗教的内涵。由于这里成了两位天才女作家的终古长眠之地,乡亲们为之而骄傲,感到无比的自豪。
许多作家、艺术家生前颠沛流离,死后埋骨他乡,甚至葬身异域,勃朗特姊妹算是其中的例外,故居和葬地紧相毗连。这对于过早地失去三个女儿的老父亲,固然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然而,生于斯,卒于斯,歌哭于斯,存亡异路,人天永隔,又不能不引发旷日持久的刺骨椎心般的伤痛。当然,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存殁、幽冥的界限似乎不像东方那样极度的分明。因此,也就没有那种临尸悚惧、与鬼为邻的感觉。
尤其是,当一个个被神话包装成辉煌圣殿的天体在天文望远镜下和宇宙飞船面前露出粗粝的沙荒本相,数千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天国幻梦终归化为泡影的时候,倒反而觉得眼前这一方墓穴、几抔艳骨是更为实在,更可接近,更感亲切的。
我投宿的小客栈与教堂隔着一条小道,特辟的西窗斜对着三姊妹的故居,抬起头来便能望见里面的灯光。这个店主真是绝顶聪明,起码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懂得把视线引出石墙之外,投向那不平凡的小楼,对于专程前来的孺慕者未始不是一种欣慰。整日的旅途劳顿,我颇感两腿酸痛,眼睛也有些昏涩了,原以为只要脑袋贴上枕头就会呼呼睡去。谁知,躺下之后经过一番静息,困意反而消遁了,辗转反侧,悠哉游哉,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对面那座小楼——那楼上不灭的光焰的诱惑。
不知什么原因,在这里住下,居然有一种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的奇异感觉。睡眼迷离中,我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随着一阵“嘚、嘚”的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是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我再也躺不下去了,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后半夜三点。
于是,起身步出户外,循着石径直奔纪念馆的灯光走去。夜风卷起了散落在阶前的黄叶,天空云幕低沉,不见一丝星月的毫光。视域里暗夜茫茫,即使没有墙垣遮蔽,左侧墓地上的碑碣也无法看清,只有几株高大的枫香、梧桐晃动着黑黝黝的树冠,发出阵阵林涛的喧响。两只寒鸦惊起后聒噪了几声,很快又在枝间落定,一切复归于静穆。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一遍又一遍,我往复漫步,觉得好像步入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霎时,心头漾起一脉矜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二
天阴得更沉了,漫空飘洒起蒙蒙的雨雾,茫茫视域里一片潮天湿地。我简单地用过早餐,便急匆匆地一头钻进了想望已久的勃朗特纪念馆。这里资料比较丰富,实物也不少,几个展柜中都珍藏着手迹、书稿,衣橱里存放着夏洛蒂穿戴过的衣服、鞋、帽,厅堂里摆着艾米莉弥留之际躺过的沙发,还有安妮最珍爱的摇椅,各个居室的布置也都保持原貌。
当然,作为历史的再现,它所撄攫人心,令人徘徊瞻顾、穷究深索的,还不是主人一般的视听言动的遗迹,而是那种形而上的超越时空界隔、具有普遍意义的创造精神,是获得永恒价值的鲜活灵动的艺术氛围,是三位文学精灵的超常的智慧和恒久的魅力。
就艺术而言,作品对于作家及其创作背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毕竟是某种现实的反映或心灵的再现。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有机体,也还要考虑它的遗传基因和环境条件,何况一部作品乃是作家心血的结晶、灵魂的副本,是一个激情过于饱满的心灵的不可抑制的外溢。这样说来,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三姊妹固然属于天纵奇才,但她们的成功是否也有现实的踪迹可寻呢?
从画像上看到,夏洛蒂一头短发,一双大而奇特的眼睛止水般的宁静,身材瘦小,举止稳重;艾米莉个头略高,一副神经质,不胜羞怯似的神情,显得落落寡合;她们的妹妹安妮长着一双略带紫罗兰色的蓝眼睛,面孔富于表情,意态有些矜持。三姊妹的体质都十分孱弱,患着同样的结核病。死神一直在这个家庭里猖獗肆虐,七年间三姊妹先后弃世,分别得年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勃朗特一家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一向清贫寒素,三姊妹童年是在寂寞与凄苦中度过的,但精神世界并不空虚。父亲是一位牧师,性格有些乖戾,却酷爱文学,出版过诗集,早岁周游各地,带回许多文学名著;母亲也是天资颖慧的,只是年纪很轻就去世了。三姊妹上过几年学校,由于赋性孤僻,与其他女孩子很少交往,更多时间是在家里自学,由父亲给她们讲课,或者跟随阅历丰富的女仆在荒原上闲步,听讲一些带有原始意味、充满离奇色彩的遗闻逸事。
从而她们相信,早先年仙女们经常在月色溶溶的夜晚来到溪边沐浴,后来山谷间种下了钢筋铁骨,长出一幢幢四四方方的厂房,仙女就再也不来了。她们从老女仆那里了解到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活方式和百式百样的人生厄运与家庭悲剧。
三姊妹的创作活动,早在十二三岁时就开始了。她们编撰了许多想象奇特、内容荒诞、语言夸肆的传奇、戏剧与诗歌,把它们刻印在自己编辑出版的“杂志”上。展柜中陈列的大量火柴盒、纸烟盒般大小,字迹像米粒似的纸片,便是夏洛蒂及两个妹妹当时的手稿。对于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孩子们大都喜欢通过想象编织一些美丽的幻梦来加以补偿;而孤独、寂静的环境又有利于孩子们养成沉思、幻想的习惯。她们把听来的外界的离奇诡异的传说,偶然接触到的各种社会现象,经过剪裁梳理、虚构夸饰,编织成有趣的文学“梦幻之网”。
长大之后,绝大多数时间,她们也还是离群索居。除了闷在房间埋头创作与绘画,就是在荒原上长时间地散步;走累了,便坐在山坡上石楠花丛,双手托腮,眼睛定定地盯着下面的村落,仿佛要把隐匿其间的一切神奇诡秘窥察个水落石出;或者仰首苍空,望着变幻多端的云朵,扑扇着幻想的羽翼,展开丝丝缕缕、片片层层的遐思。这时,她们就觉得心胸、眼界也像苍空、碧海一般的辽阔。
看来,三姊妹都属于马赛尔·普鲁斯特所说的“用智慧和情感来代替他们所缺少的材料”的作家。她们常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
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有待后人深入发掘的最深层、最隐蔽、也是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大大的荒原和小小的石屋只是托起她们那波诡云谲、万象纷呈的内宇宙的一个支点,不过是在奇光幻影的折射下所展现的环境的真实。
在一个个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里,她们挨着病痛,伴着孤独,咀嚼着回忆与憧憬的凄清、隽永。她们傲骨嶙峋地冷对着权势,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而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着一切不幸的人。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能像同时代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那样拥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想伴侣。
可是,她们却又高自标格,绝不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始终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只能绽放于各自的蒸腾炽热却又虚幻渺茫的想象之中。这确实是最具悲剧意味、令人无限伤情的事,千载以还,谁人能不为之倾洒一掬同情之泪!
她们只是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作品中除去一些鲜活的形象和耐人寻味的意蕴,看不出什么微言大义,也谈不上号角和火把。里面也蒸腾着血的气流,飞扬着爱的旗帜,但总体来说,她们对于社会、人生、爱情、事业所持的往往是悲观的态度。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恰恰由于借助这种悲观的哲学视角,使清醒的头脑、冷峻的思维获得了独特的第二视力,——从局部、暂时的平静想到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鸡鸣风雨;透过花团锦簇的表面繁华看到人生背后的惨淡、悲凉;在看似正常的现象中察觉出荒诞的本质。
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曾经从象征意义上写到了荒原,用以昭示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后面人性的荒漠化。而勃朗特姊妹笔下的荒原则基本上是写实,却也同样是深邃的意象。
其实,艺术的力量说到底是生命的力量。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必然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勃朗特三姊妹就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
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而当读者打开她们的作品时,便像是面对面地与之交谈,时时感受到她们的生命气息,在分享着生命愉悦的同时,也充分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击。所以说,读她们的作品需要用整个心灵,而不能只靠一双眼睛。
三
追求生命的永恒,原是人类最带本能色彩,也最具本质意义的一种向往。可是,勃朗特三姊妹的一生却是十分短暂的。这对于作家来说,无论从生活阅历、生命感悟、经验积累、时间延续哪方面看,都是一种难以超越的限制,无法补偿的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比生命长度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就此而言,英年早逝的勃朗特三姊妹和许多遐龄高寿的文学大家相比却是毫无逊色的。高度浓缩的一生使她们迅速开花、成熟、结实,一二十年间便展现出绝世的才情,留下了惊人的创获。如同三颗联袂横空的陨星,在穿越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刹那间放射出夺目的光焰,自尔神采高骞,无愧于星月辉煌、云霞灿烂。
与她们同时代的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写过一首《哈沃斯墓园》的诗,在深情悼惜勃朗特姊妹超人的智慧、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之余,称许她们为拜伦之后无与伦比的天才。作为一个文学群落,“三姊妹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仅见的。难怪有人说,她们的出现是近代的一则神话。直到今天,西方还有人称她们为“文学的斯芬克斯”,一个难解的谜团。
有一类作家是专门向着人类心曲说话的,他们往往以任何时代都能理解、都可以交流的旷世知音为倾诉对象。这种远离群众活动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一生都将在寂寥、孤独中度过。如果能够幸逢知己,即使生非并世,时隔百代千秋,也足以慰藉其傲骨、孤魂于重泉厚壤。
中国汉代文学家司马迁读了屈原的《离骚》,不禁热血贲张,深心向慕,“悲其志,想见其为人”;唐代诗人杜甫暮年出蜀,过宋玉故宅,睹其遗迹,感其生平,一时悲从中来,发出“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苍凉浩叹。过去,我同许多文学朋友一样,每当展读《简·爱》和《呼啸山庄》等文学名著,或者观看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都为其恒久的魅力、高蹈的灵思而深情仰慕,由衷向往。今日天缘得便,有幸止宿于勃朗特姊妹的故宅与墓地之旁,更是生发出一种幽冥异路、觌面无缘的悲慨。我们何止是“异代不同时”啊,而且还远隔重洋,迢遥十万八千里!但我深信,作为文人,彼此的心路都是汩汩相通的。
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引为自豪的是,我们这些“至傻至笨的人”从事这种最艰辛的“创造意义”的劳作,竟然都是自觉的选择,全身心地投入。我从三姊妹对文学的宗教式虔诚和“之死靡它”的献身精神中体验到一种情志的互通和心灵的感应。
天色转晴,和煦的秋阳钻出了云层,枫香筛下来片片光影,教堂的七彩玻璃上映射着耀眼的光芒。“叮叮当当”,一阵钟声响起,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有几十分钟就要登上返程的班车,告别芳邻,同三姊妹说声“再见”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请人拍摄了两张同故居的合影。回过头去,又凝神瞩望了好一会儿,想让这座不寻常的建筑牢牢嵌入我的记忆之窗。
还有一桩要事,就是参谒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墓地。走进教堂,我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穿过一排高大的拱柱,在玫瑰窗下的高台上看到那块刻录着勃朗特一家人辞世年月的特制石板,而左侧地面上就平放着标示两姊妹埋骨位置的铜质墓碑。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束鲜活俏丽的石楠花虔诚地放在上面,权当作心香一炷。金光璀璨的碑铭与紫里透红、生意盎然的鲜花相映生辉,令我悲欣交集。
一百五十三年前,在艾米莉生命的最后时刻,姐姐夏洛蒂想到应该给她献上一束平日她最喜爱的石楠花,——尽管寒冬时节花容惨淡,枝叶枯萎,但她还是撷采盈掬。遗憾的是,此时的艾米莉已经神情木然,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对着墓碑和鲜花,我低声吟诵着《呼啸山庄》结尾的一段话:“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楠丛和蓝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班车驰下了石头道,走出了荒原,离开哈沃斯越来越远了。这是我的英伦之旅的最后一站。其间访问过不少名城胜迹,参观过一些王宫、城堡、塔楼、教堂,有的堂皇富丽,有的壮伟巍峨,有的古趣盎然。但都止于一般的观赏,“游于目而未入于心”,时日既久,便会如过眼云烟,无复忆念。
而在荒疏、僻陋的哈沃斯村,在勃朗特姊妹的故居和墓地,却经受到一番心灵的撞击,情志的交感,觉得那里跃动着不灭的诗魂,鲜活人物呼之欲出,因而牵肠挂肚,意驻神萦,留下了绵绵无尽的遐思。——看来,这一夜芳邻怕是永生永世也难以忘怀了。
(2002年)
“少年版”福尔摩斯
访欧归来,由于受“时差”影响,睡眠不好,我觉得有点头痛,便趁星期天去一位从医的文友家闲坐。不凑巧,医生夫妇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只有刚上初中的儿子小冬冬在家。听我说头有点疼,冬冬便拉着我玩一种叫作“二十猜”的游戏,说:“这样,伯伯的病就好了。”
玩法是:甲方事先确定一个谜底,它可以是人名或者物事,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乙方在猜测的过程中可以提问,但是,如果不能在二十次之内猜中就算认输。因此,如何设问就颇有讲究,比如对方的谜底是一个人名,猜这种谜,就要考虑:是今人、古人?文人、武人?活人、死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实有人物还是艺术形象?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先拉大网,尽量把一些无关因素排除掉,逐渐缩小范围,步步逼近,最后直抵答案。
这天,我连续出了三个谜,都被冬冬猜中,而他出了一个却把我难住了,经过十八个回合,已经猜到是英国的一个名人,什么莎士比亚、牛顿、瓦特、撒切尔……都猜过了,一一遭到否认,最后我只好认输。冬冬狡黠地亮出谜底,一看竟是“福尔摩斯”。我说,这就有毛病了:刚才已经问过“是不是实有其人”,你做了肯定的答复,因此就排除了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这个因素。
冬冬说:“福尔摩斯当然是真人了,现在还活着。”说着,他顺手拉开抽屉,找出几封信件,说是班上同学读过《红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之后,写给这位神探的。——“不是真人、活人,同学们能给他写信吗?”每个信封上都有用英文标明的地址:伦敦市区贝克街221B。
“可惜太晚了,如果是半个月以前,我会亲手交给福尔摩斯博物馆的。”我说。
冬冬眼睛唰地一亮,“啊?王伯伯,您去过福尔摩斯博物馆了?”
“是的。”我说,“博物馆前身是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所,他与朋友华生医生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
“那是一个四层小楼,一楼是房东哈德森太太的餐馆,福尔摩斯的书房和卧室在二楼,三楼住着华生医生,最上一层是仆人的房间。”冬冬不假思索地说。
他对小说中的描述竟谙熟到这种程度,令我颇感惊讶。我告诉他,馆内的陈设正是这样。福尔摩斯的书房正对着贝克大街,——这条大街是实有其地的,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编号至84。作家防止读者以假当真,特意给它编了个221号。——书房的壁炉里似乎还升腾着红彤彤的炭火,旁边有两把老旧的沙发坐椅,中间茶几上放着神探的前后两个帽遮的方格花呢帽子,还有平时常用的烟斗和放大镜。靠窗的方桌上摆着三部卷宗,分别是:《人类社会学》、《脚印与演绎推理实证》、《化学分析原理》,桌旁立着一把制作精细的小提琴。
“神探常常从拉琴中获得灵感,侦破疑案。”冬冬插了一句。
我接着说,书房的隔壁是福尔摩斯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一副手铐、一只黑色小皮箱和一件蓝色外套。楼上房间的陈列台上,放着一部老式的电话和福尔摩斯用过的左轮枪、拐杖、怀表、小刀等物件。还有大量的书信册,里面保存百余年来世界各地的来信,有要求得到福尔摩斯亲笔签名、照片和题词的,有抒发对其仰慕、向往之情的,更多的是遭遇了困难,碰到了疑问,请求神探帮助解决的。据博物馆接待员马修先生讲,这类信件每年都会接到数千封,馆里只好指派专人以福尔摩斯口吻对重点信件予以答复。最有趣的是,每逢1月6日福尔摩斯的生日,总有许多人寄来贺卡;平时他也经常收到一些请柬,邀他出席婚礼、毕业典礼或者生日舞会;等等。
我告诉冬冬,像到处都有球迷一样,世界各地都有数目可观的“福尔摩斯迷”,形成一种宗教式的崇拜的狂热,欧美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福尔摩斯学会、协会、研究会。我还见过一份福尔摩斯的年谱,不知根据什么确定他出生于1854年,说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胞妹,继承了这一艺术血统,使他终生酷爱音乐。1872年,接受大学教育,他专攻化学,不愿与人交际,只喜欢一个人闷在屋里苦苦思考。1877年创立侦探所,连续接办多起重大疑案,均获成功,从而声名大振。1903年之后宣告退休,金盆洗手,并离开伦敦到乡间隐居,从事养蜂研究,1914年出版了《养蜂实用手册》,此后音信全无。
听到这里,冬冬溢出一种扬扬自得的神情,摇着我的手说:“怎么样,王伯伯?福尔摩斯是真人吧?”
“冬冬,我还和福尔摩斯合影了哩。他站在那里,戴着一顶前后双檐的花格呢帽,面目清瘦,眉毛浓重,鹰钩鼻子,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着一个长而尖的下巴,白衬衫,打着黑领结,外罩一件也是花格呢的风衣,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靴。旁边一个老年妇女,可能是房东太太。华生医生坐在一旁看书。我走上前去准备和他握手,顺便问一声‘您好’,可是,却不见他有任何反应,原来是一尊蜡像。”
“真扫兴。”冬冬喃喃地说。
其实,柯南道尔创造这个典型,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他虽然从医,却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注重研究侦探技术,阅读过号称“侦探小说之父”的爱伦·坡·柯林斯的许多作品。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过程中,他按照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的要求,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系列有趣的故事。于是,他就以贝尔教授为原型创造出神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一部部作品陆续问世,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他想停止这类题材的创作,便在《最后一案》中安排福尔摩斯在与宿敌莫里亚蒂搏斗中坠下悬崖。可是,广大读者却拒绝接受这个令人伤痛的结局,强烈要求作家想办法恢复神探的活动。这样,他只好让福尔摩斯攀上悬岩,化险为夷。可以看出这一典型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强大魅力,也说明典型人物一经创造出来,便成为社会的财富,生杀予夺之权已不能独操于作者之手了。
听说,地处瑞士迈林根的福尔摩斯遇险地,如今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村民在峡谷边挂了一块标志性的铜牌,游人可以乘缆车前往参观,亲身体验一番当时生死搏斗的险境。小镇上的贝克街221号,也有一座福尔摩斯故居,每逢周末还按照探案中的情节举行通宵的“恐怖之夜”活动。各个餐馆、酒店也都弥散着追怀这位神探的浓厚气息,像福尔摩斯冰淇淋、华生沙拉之类的食品随处可见。
说到这些虚拟实境和衍生产物,人们会联想起我国的桃花源、大观园之类的景物。它们本来都是出自作家的想象,并无实地可供考察、实物堪资钩稽的,但按迹寻踪、踵事增华者历代绵延不绝,以致至今各地还在为夺取它们的领有权而纷争不已,它雄辩地证明了文学的创造力多么强大,艺术的魅力何等惊人。
“王伯伯,我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原本活泼好动的小冬冬忽然变得凝静起来,歪着脑袋瓜像个哲学家似的,“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是真人还是虚构的,而在于是不是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活人,就是真实的存在,就应该在茫茫宇宙之间拥有一席之地。说不定他们聚合在什么地方,但同样会构成一个奇妙的世界,那里住着孙悟空、林黛玉、丹麦王子、白雪公主,还有拇指姑娘和简·爱,当然还有福尔摩斯。您说是吗?”
“应该是这样。”我说。
临出门时,我问冬冬:“那几封信你还往外邮吗?”
冬冬说,我再考虑考虑。
(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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