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1月7日）[183]

    胡乔木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

    毛主席在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可以考虑全部或者大部分引用一下。因为对历史问题决议的形成情况，一般读者不知道。历史问题决议已经收在《毛选》中，引用了历史问题草案，这样很容易对比，知道开始是个什么想法，后来经过各种过程发生了什么变化。写这篇文章可以多引用一些文献，证明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毛主席起草的。否则，考证了半天，不一定能使人信服。这样把材料摆出来才能使人信服。

    整风的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整个地体现在历史问题决议中。整风运动在这方面有许多生动的事实，但形成文字，成文的，是在历史问题决议中。历史问题决议特别写了两大段话，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另一方面是讲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批评他们的错误的时候，首先申明他们做的哪些工作是正确的。这表明党创造了一个新的传统，这个传统是有世界意义的。斯大林搞残酷斗争的一套，列宁跟斯大林不同，但他进行党内斗争也跟我们整风的做法不一样。历史条件不同，我们不必去作这个比较，但总归这是一个新的传统。

    整风从思想方法角度讲路线斗争，批评了过去党的历史上的批“左”批右斗争。过去开展的那些斗争都没有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阶级分析，思想分析，比较起来，更重要的是思想分析。因为有思想分析，接下来才有阶级分析。

    当时是整风的环境。有的学习组是专干整风这件事的。有些人从外地调回延安，手边没有什么工作，讨论党史用的时间就很长。在职的有工作的人用的时间也不少。如李富春同志，他有工作，不可能把他的工作停下来。但他是整风的一个组的组长，他那个组的活动还是相当频繁的。历史决议草稿交给中央全会之前，已在相当大的范围进行了讨论。交给全会之后，讨论的范围更大了。讨论是频繁、认真、深入的。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段落，讨论得很仔细。那时中央领导层的讨论也很认真。这种讨论成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每次修改都是以这些讨论为基础。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文件。拿过去历史上党的决议看，如四中全会决议等，对比一下，就显出来这是完全不相同的。当然，这时有从容的环境，以前没有。以前有一些决议是苏联人或共产国际的人写的，写好了拿到我们党中央来通过，如八七会议的决议。别人代我们总结，我们予以通过。

    （有同志提问，毛主席在1941年写了历史问题草案后为什么停下来，到两三年以后才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这中间经过全党的整风。因为不能说毛主席写个历史问题草案，大家就能通过了。没有共同的认识不行。还得学习历史文件，大家联系自己进行讨论和检查，取得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真正起草历史问题决议、中央全会的决议。

    批判“左”倾路线的那个“九篇文章”，我看到得比较早。那是秘书工作的方便，并不是正式给我看的。“九篇文章”是严格保密的，一直到最后都是如此。历史问题草案是“九篇文章”的姐妹篇，恐怕也是这样。那时还是毛主席个人的想法，后来他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研究，研究过了才能够作决议。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要写的这篇稿子的基本性质应该是文献性质，可以有些议论，但不能太多。太多了就不成为回忆了。主要是把一些现在大家都不知道的写作过程、修改过程介绍出来。当时参与的人现在都很老了，没有几个人健在了。体会、议论只能在这里面稍微有点穿插，带有点题性质。发的议论只能是个导语，下面还要引用文献。正式决议用不着引多少，引一些片段还是必要的，一般读者读的时候不可能拿着历史决议来对照。

    写“九篇文章”是编《六大以来》的产物，所以毛主席对那些文件非常熟悉，引用起来如数家珍。

    （有同志提出，毛主席在1941年曾经肯定四中全会，后来改变了，是否在最初有意作一种照顾？）同遵义会议的情况有些类似。我们常说遵义会议当时有意讲军事问题，避开政治问题，但是实际上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不可能谈政治问题，而且毛主席也不可能想得那么多。历史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这里面也可能有某种考虑的因素。毛主席有时也这样说，但不必一定强调这个。

    历史问题决议对四中全会的说法，是同王明的小册子连在一起的。可以看决议，决议对四中全会本身并没有说什么，但它说这个会议批准了王明的那个代表党内“左”倾思想的小册子，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个小册子在那以后的十多年来一直还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作用。批那个小册子，关键是那个小册子不是批立三路线的“左”，而是批立三路线的右。

    毛主席对四中全会时国内领导人的批评，主要是讲为什么拱手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王明，王明走了，又把中央的领导权交给博古。他最不满意的是在这里。这在决议里也有表现。

    （有同志提出历史问题决议为什么没有涉及抗战时期的问题？）讨论历史问题，本来就限于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段。如果时间跨度延伸到抗日战争时期，整个文件的格局就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决议要写到遵义会议以后，写到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然后抗战爆发，那就涉及很多的问题。因为抗战时期的问题，有些在党内已经比较清楚，有些还要看看。但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不但向来没有这么说，而且还曾多次肯定四中全会是正确的，所以决议要集中力量写这段。不能把时间延伸得太长。太长了，决议的思路得重新构架，那就比较复杂了。

    在枣园的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决议稿逐章地讨论，逐段地讨论。这个会开了多次。我多次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修改。像我写给弼时同志的信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后来拿到全会讨论，毛主席讲了什么意见，我马上就写上去。这个稿子修改的次数难以统计。不断地改。改了以后送一些同志传阅。传阅的范围比原来那个历史问题委员会可能更大一些。如张闻天同志最初不是委员会的，但仍送给他看。在委员会讨论时，任弼时同志管得较多，到全会讨论后，就是毛主席自己挂帅了。

    关于七大

    （有同志提出七大筹备的时间较长，原因何在？）最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战争，后来不是战争，主要的原因就是整风，就是要研究历史问题。把历史问题研究清楚了才能开。

    我作为中直系统选出的七大正式代表和大会工作人员参加这次大会，经历了会议的全过程。在七大，毛主席有多次讲话。我不记得是哪一次讲话了，他拿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作例子，表示宁可失败，决不投降。太平天国那么多人最后死在南京。讲到这里时，他非常激动。讲这个话是表示一种决心，一方面认为必然会胜利，同时带有一种誓师的味道。

    （有同志提出，七大会上多数同志发言是作自我批评，这种精神反映了我们党的一种自信和兴旺发达的气象）这个话要从两方面说。如果开八大时，大家都上去作自我批评，那是不行的。七大是在这么一种气氛下面召开的，就是经过整风，作了历史问题决议，所以大家发言多作自我批评。这不能当作一种通例，似乎每次代表大会都要这样做，这样做就是兴旺发达，不这样做就不是兴旺发达。

    整个书是回忆毛泽东，七大还是以毛泽东为中心。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一点要着重讲一下。关于团结，前面有好几篇回忆讲了，经过整风，经过作历史问题决议，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团结，确实如决议所说，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像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后来几次代表大会也说是团结的大会，但团结的含义不完全相同。当时说团结，是说从六大以来，其间经过了这么多的曲折，终于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它是有特定的含义的。

    在七大会议上，师哲讲过一段话。因为大家批评过去的错误同共产国际、苏联有关系。他就说，我们还是要强调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苏联的援助。他讲的话不长。毛主席说对。

    可以把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多介绍一些。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很丰富，包括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都讲了不少。以后在共同纲领中也讲了，建国以后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允许资本主义有相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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