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国庆30周年讲话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或历史决议）同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说具有某种“血缘关系”。国庆讲话是历史决议的前身，为历史决议做了必要的准备，奠定了基础；历史决议是国庆讲话的继续和发展，最终为建国32年历史作了一个完满的总结。讲历史决议的产生过程，自然要追溯到国庆讲话。

    在1979年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较多地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会上就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历史作一个总结，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以便统一全党的认识，团结起来，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完成建设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事业。当时党中央考虑，历史问题的总结，比较复杂，当前任务十分繁重，所以在强调抓紧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提出“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邓小平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都说明了对历史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作出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邓小平主要从总结的难度方面作说明：“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8]《公报》从不影响当前任务作补充解释：“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19]

    但是，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4月中央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在各项实际工作中，三中全会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总是要同原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相比较，总是要直接间接地涉及这两个问题。1979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用《重新学习三中全会文件补上真理标准问题一课》的标题发表前一天《解放军报》评论员的文章（原题为《坚定不移地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以此为契机，各地负责同志纷纷指出，在把那股怀疑、否定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逆流遏制以后，当前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思想解放；当前贯彻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一部分干部中的思想僵化的问题。在中央的部署下，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补课，继续突破禁区，解放思想，落实各项政策。在这个进程中，解决“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又在全国上下、党内党外迫切地提了出来；国际上也等着看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庆祝讲话。邓小平要求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20]大家也认为，这个讲话如果还是停止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上面，那就不能满足要求了。这个讲话不但不应该受十一大的限制，而且还应该为十二大的召开做些准备。

    关于起草过程，起草工作具体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有一个简要的说明：

    这篇讲话是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以胡乔木同志为主，组织了一个起草小组，有十几个同志参加。从6月底7月初开始，前后是三个月的时间。要说稿子的遍数，有的同志统计，大大小小的遍数恐怕有十八九遍。其中最重要的几道稿子，大概也有四五次。华国锋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两次，最后常委又讨论了一次。8月12号的稿子，发给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讨论了一遍，提了很多好的意见。9月16号的稿子，发给了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各省市自治区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了一次，并且在各民主党派中间征求了意见。据说，前前后后参加讨论的，大概有三四千人。在讨论过程中提了很多问题，有很多很好的意见，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经过这么多次的反复，多次的斟酌、修改，应该说，这篇讲话是一个集体创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21]

    邓小平一直非常关心这篇讲话的起草。除上面已经说过的一开始提出的要求外，还多次对稿子提了重要意见。8月下旬，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这时8月12日的第一次草稿已经在中央和全国各地讨论，讨论意见也已经陆续反馈回来。简报和各种意见邓小平都看了。他认为，讨论中的很多意见是好的。总的印象，讲理论的东西太多了，概念的东西太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大改。邓小平对三个部分的写法都谈了具体的修改意见。[22]

    起草小组研究讨论了这些意见，作了一次大的修改，等于重写了一遍。9月1日写成第一次修改稿，送给中央。邓小平在9月4日又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去谈。他认为这一稿架子可以了。最重要的是毛主席的提法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他对讲话稿中关于毛主席在建国20多年各个阶段的作用怎么提法，讲了原则性的意见。他说：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邓小平还说，现在要注意，有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23]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起草小组于9月10又改出一个第二次修改稿。对第一部分“三十年的回顾”，从原来的一页半扩充到十页多。邓小平看了第二次修改稿后，于9月12日又把三人找去。他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对这个稿子现在我只一个意见啰！”这个意见，就是要在讲话中特别讲一下关于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关于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要有必要的集中、必要的纪律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既缺民主和自由，也缺集中和纪律，在某些方面甚至更缺集中和纪律。林彪、“四人帮”横行了十几年，把我们的社会风气搞坏了。直到现在，在一部分人中间，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还在泛滥。对于这一代人，特别是一些青年，有个再教育的问题。再教育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他们尊重集中，遵守纪律，顾全大局，先公后私，并且在全国人民中逐步恢复和发扬我们曾经有过的、好的道德风尚。要讲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强调批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此外，还提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修改意见。[24]

    再次修改的稿子经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又发给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讨论（在京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分别进行），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后，改出一个9月24日稿。9月25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对这一稿分组讨论了一天。修改后的稿子在2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重新印发。27日晚，四中全会正式通过。

    叶剑英的这篇讲话稿共分三部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经过这样反复讨论，反复修改，确实达到了邓小平一开始提出的要求，有不少新的内容，写出了新的水平。主要表现在：

    1.关于毛泽东

    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充分写出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上的功绩、贡献，对他的失误、缺点，一方面没有提出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暗含着一种批评。无论党内党外，看了都明白。采取这样的写法，没有混淆是非，但对不少是非问题没有提出一个明朗的说法。换句话说，就是在原则上把是非分清了，但在责任上没有作具体的说明。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当时条件下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争论，以便专心致志搞四个现代化。

    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把毛泽东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地分开。对毛泽东的错误，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一些重要问题的判断来暗示。如说：“问题是在当时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对国内和党内的政治形势作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并且采取了不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再如说：“林彪、‘四人帮’得以横行是同党内民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现象分不开的。”

    2.关于毛泽东思想

    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不再采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世界性的新的历史阶段的高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恢复了七大的提法，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考虑到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实际过程以及毛泽东本人的一贯主张，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不止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智慧的产物，也是他的战友们、党和革命人民智慧的产物。”在社会主义时期，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至于它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从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方面来讲，强调一个国家要独立自主地创造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道路。

    3.关于“文化大革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曾经作过决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到适当的时候去总结，但要回顾30年，“文化大革命”占了10年，无法完全回避。在国庆讲话中，对“文化大革命”本身，不作正式的分析，但也作相当的估计（这一点上文讲到毛泽东时已经引述）。林彪、“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再去分析它是左是右；林彪、“四人帮”用来祸国殃民的主要靠极左，他们执行的是极左路线。在第二部分“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中，集中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组织上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深入的批判；对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他们的抵制和斗争，作了扼要的论述；并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4.关于三十年历史的分段和评价

    起草小组倾向于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不再分段，经过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讨论，接受意见，在讲话中确定把建国后的历史分为四段。第一段，1949年到1957年。这八年，我们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解决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实现了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八年，成绩非常明显，道路非常顺当。应该说，我们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在1957年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那是局部性的问题，作为全局来讲，这八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段，1958年到1966年。这九年就与前八年不同了，有两年困难，三年调整，四年恢复和发展。有个起落，经过了一次挫折，重新走向胜利。从全过程来讲，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三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林彪、“四人帮”垮台，整整十年。这十年，是我们党的一次大挫折。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使我们全党、全国遭受了建国以来的历史上空前没有的挫折。第四段，“四人帮”被粉碎到这次讲话为止。我们粉碎了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批判了他们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分清了理论是非，路线是非，一些重要案件的是非，落实了政策，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又重新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5.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

    讲话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解释，不仅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这是讲话对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的重要贡献。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25]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作了概括：“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26]

    1979年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叶剑英的这篇讲话，是这次会议的两项主要任务之一。9月28日发表的全会《公报》写道：

    会议一致通过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全会认为，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高度评价了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同志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朽功绩，全面回顾了建国三十年来的战斗历程，深刻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所蓄意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初步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明确指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的努力方向。讲话稿在全会讨论前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在各民主党派一部分负责人和一些无党派人士中征求了意见。这是一个对全党全军全国工作有长期指导意义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发表，将极大地鼓舞和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十一届四中全会《公报》向全中国、全世界预告：在29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将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这种引人注目的做法，是不多见的。

    还是要作一个决议

    1979年9月29日下午3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叶剑英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在讲话过程中，全场不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他的这篇讲话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好评。

    在叶剑英讲话发表以后，全国上下进行学习的热潮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萧克将军邀请讲话起草工作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前往作报告。邓力群在报告开始时谈了叶帅讲话的反响：

    叶帅的讲话发表以后，党内党外，国内国外，反映都很好。有不少同志说，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可以说没有看过这样好的讲话。这个讲话，对于统一党内的认识，现在从各方面的反映来看，已经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有不少同志说，有了这篇讲话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十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后的党史，很多问题都容易说明了。当然，也还有不少问题需要更加具体化、更加充实，更加丰富。可是作为一个纲要，我们的国史也好，党史也好，有了一个轮廓了。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充实、丰富、发展，我们的国史就好写了，党史也好写了。总之，据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反映，都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讲话。

    同时，邓力群也谈到了当时党内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要求：

    现在，党内都有这样一种呼声，就是三中全会说，三十年的历史留在以后来讲不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也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来作出决定。三中全会确立这个方针是对的。可是党内很多同志都希望，在开十二大的时候，总应该对三十年的历史，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作出总结。很多同志有这个要求。过去说，“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不是留给下一代人去作结论。在那时来讲，说不要纠缠过去的问题，我们要向前看，要前进，这个话是完全正确的。但很多人也提出相反的意见，说你们活着的知道情况的这一代都不作出结论来，要我们不了解情况的下一代来替你们作结论，我们怎么能做得好啊！这个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所以，十二大对“文化大革命”，对建国三十年的历史，不能够说做很详细很具体的规定，但是起码对一些主要问题，应该做出结论。根据叶帅讲话发表后的这段时间来看，不少同志反映，这个讲话距离给“文化大革命”作结论，作总结，作全面的具体的总结这个要求来讲，还不能令人满足。但是，这个讲话为“文化大革命”作结论，为三十年作结论，确实作了必要的、在目前来讲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准备。应当说，这个准备是做得好的。在这个基础上前进，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邓力群的这一番话，不单是一般地反映干部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实际上这时党中央已经把起草历史决议提上了工作日程。

    就在邓力群到军事学院作报告前一个多星期，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西城前毛家湾1号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简称“毛著编办”、“毛办”），胡乔木、邓力群已经召集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开过会了。[27]

    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关于工作安排的谈话。邓小平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作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第一，修改党章。第二，修改宪法。明年2月五中全会讨论，年底六中全会讨论，然后提交十二大。第三，经济工作，准备11月开计划会议，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提交六中全会讨论，再交十二大。第四，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曾三那里[28]调人。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就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

    胡乔木讲了四段的划分和负责各段的人员。还列了一个大名单，向他们咨询、座谈、征求意见。[29]各阶段还需要找谁请教，各自商量决定。

    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30]开始工作了。他们忙着收集材料，阅读文件，准备向中央提出一个历史决议的写作方案来。[31]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邓力群管。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标题下面用括号注明：仅供领导参阅，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日。这份提纲对决议“总的结构”是这样设想的：全文拟先写个简要前言，下面再写五个部分：一、从建国到八大；二、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三、“文化大革命”；四、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五、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

    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以后，在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这三人中，胡耀邦在十一届五中全会（2月23日至29日）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乔木当选为这次全会决定成立的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邓力群在4月成立的书记处研究室任主任，不久又兼任中宣部部长。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了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成为起草决议的基本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32]

    3月19日谈话以后，邓小平又有一些新的设想，4月1日又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主要讲两点：一是对建国以后毛泽东的评价，一是整个《历史决议》的框架。邓小平说：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他简要评述了此后十年间的大事，指出：

    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

    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

    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

    对决议的总体结构，邓小平作了设计，他说：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从这以后，一直到《历史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谈话、讲话有十多次，都针对稿子起草存在的问题和党内外、国内外的思想动态，对三条要求，特别是最核心的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条要求，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陈云对邓小平的三条基本要求坚决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谈话五六次，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从下面叙述的决议起草情况可以看到，这三条要求体现在决议的主题思想上，体现在决议的结构、布局上，体现在重大问题的判断上，体现在每个重要的提法上，也体现在遣词造句的斟酌上，确确实实是《历史决议》总的指导思想。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胡乔木是《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从邓小平3月19日、4月1日谈话，到1981年6月27日《历史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时15个月。这15个月，胡乔木率领起草小组，夜以继日，反复研讨，为写好《历史决议》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邓小平讲起草的同志“下了苦功夫”。[33]邓力群说：“起作用最大的是胡乔木同志。每次大的修改之前，方案是由他提出来的；经过其他同志修改、提交会议讨论之前，由他从头到尾修改一遍。其中好多段落是他自己动手改写的。乔木同志的确花了很大的精力，付出了很多的心血。”[34]

    在邓小平谈话之前，胡乔木看过2月《〈历史决议〉提纲（草稿）》后，在3月15日同起草小组谈话，指出：“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下。现在的稿子没有涉及。”[35]这两个难题是：

    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决议就失掉价值。

    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坚持什么……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胡乔木指出：“以上两个问题，思想上要弄得很清楚，不只是写《决议》，而且向群众作思想工作，也要讲清楚。”他在这次讲话中，对这两个难题作了解释，为解决这两个难题打开了思路。

    对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错误？胡乔木讲了七点，每一点都作了简要的分析。这七点是：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转成功。

    ——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的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率一切，既然政治统率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率一切。把国内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一些现象夸大，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

    ——在国际方面把应该进行的反霸权主义斗争扩大化，转而又影响国内的阶级斗争。

    ——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

    ——毛泽东个人的威信过分突出。林彪掌握军队后搞个人崇拜，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准备的作用。

    ——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解放初到60年代一系列文化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应该说是不正常的，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

    胡乔木不赞成把原因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不想沿用过去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的三大根源的陈式，所以他对产生“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分析采取了历史具体分析的方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胡乔木提出了一些要点供大家研究。

    他认为，讲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可以从《实践论》的贡献讲起。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说明它的地位，它的价值。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三大改造，当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胡乔木认为，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这方面，胡乔木举了以下要点：

    （1）两类社会矛盾。

    （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思想，没有完全解决。

    （3）自力更生为主，否则这个国家就要处于附属地位。

    （4）两条腿走路。这是先进的与落后的或比较落后的技术同时并存。

    （5）反对大民族主义。

    （6）反对大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

    胡乔木强调，要研究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究竟有哪些发展，“要做到少而精，讲出来要是颠扑不破的”。

    邓小平提出的三条要求，明确了《历史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胡乔木提出的两个难题，提出了《历史决议》起草的难点、重点，是落实和体现邓小平提出的三条要求必须解决的问题。起草小组的工作就在正确的指导思想下紧张地开展起来。

    经过一番酝酿，胡乔木5月16日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接着在5月20日、24日，6月9日，又连续谈了三次，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对建国以来四个阶段历史的发展，作了具体分析；对怎样写好决议，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36]例如：

    不要写成编年史。

    非常重要的就是把中国革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路，要怎么走下去，写出来。

    在《决议》里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讲一下。要把毛泽东思想贯穿到从始至终，使人感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

    《决议》要回答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心任务究竟是什么。

    前面十七年有一些偏离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毛泽东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到“文化大革命”，走到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了。

    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历史叙述，接着要作理论批判。

    “文化大革命”无论什么意义上都不能算是革命。要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任何条件下不许重犯这个错误。

    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一个个人的错误或历史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倒退。要把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它的成就，它的弱点，整个演变过程写出来。

    要使人认识到，究竟是“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对，还是十七年加上这四年的路线对。

    《决议》里要有一种现实的力量、理想的力量。

    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讨论，起草小组于5月23日又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1980年5月23日草稿）》。随后，写出了一个《〈决议〉草稿》。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看过《〈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37]

    在7月3日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起草任务发表意见。他说：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找我们谈过几次，中心任务是要把毛泽东思想旗帜高高地树起来，给它一个比较完整准确的解释，用它来统一党的思想。这个决议是说服对于这个方向有怀疑的同志的武器。[38]他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39]胡乔木这样一区分，就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把钥匙。

    在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开座谈会讨论，胡乔木每次都有长篇发言，中、下旬又有四次谈话，他逐段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评论是非功过，寻求历史联系，探究深层原因，还不时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至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发表许多深邃、新鲜的见解。随着讨论和理解的深入，起草工作逐渐上路。这时，胡乔木不仅修改稿子，而且亲自起草重点段落。“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段，自始至终是胡乔木写的。[40]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决议写作的进度。信中写道：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

    到8月初，印出了一个稿子。稿子有了正式名称，谓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〇年八月八日稿）》。但这个稿子还没有写完整。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〇年九月十日未定稿）》。全稿131页，约六万字。基本上按邓小平的设计，分五部分，用序数标记，没有标题。这五部分的内容是：一、建国31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二、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三、“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四、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及伟大作用；五、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九月十日未定稿”有很大的进展。主要是：

    ——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三个根本思想原则（决议定稿中称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写得相当丰富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六个方面作出概括（共20条）。

    ——前17年的成就和曲折，毛泽东的功绩、理论贡献和失误，也写得比较丰满。

    ——对总结基本经验教训得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坚持与改善党的领导两方面各讲了五条，比较全面。

    ——用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作了概括，并用14年的实践检验，指出在“文化大革命”的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的本质不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劳，分段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十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九月十日未定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这个座谈会上讲《历史决议要点和宪法修改的一些个人设想》，[41]他的讲话提纲作为“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文件十二”印发。对“九月十日未定稿”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主要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针对党内的不同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决议稿中的一些重要论断。[42]如，

    ——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它的具体内容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今天党的骨干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当然需要继续发展，“凡是”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同志晚年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们绝不能把他的错误列入毛泽东思想。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内乱。

    ——毛泽东与林彪、江青有本质的不同。毛泽东基本上保护了国务院和解放军，也勉强保护了党的统一，保护了一批同志继续在中央和地方工作和恢复工作，又解放了一批同志，打倒了林彪，批评了江青，这些都使顺利打倒“四人帮”成为可能。不能说党和国家变质。法西斯专政只限于林彪、江青权力范围内。

    胡乔木对“九月十日未定稿”评价较高，他说：

    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43]

    胡乔木看到了争论的尖锐性，但他这时对继续修改稿子的工程，显然缺乏足够的估计。在这次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以后，又进行了1980年10月至11月高级干部四千人讨论，1981年4月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的讨论，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70多人8天的讨论，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360多人8天的讨论，决议从骨架到内容、提法、表述，都有很大的变化。这时说再也“变不出来”的胡乔木，综合集体的智慧，最终还是变了出来。

    四千人大讨论

    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四千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胡乔木、邓力群和起草小组日夜修改，于1980年10月5日拿出了一个决议的“未定稿”。10月11日又修改一遍。全稿112页，约五万字，比“九月十日稿”压缩了八九千字。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〇年十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要发到各省、市、自治区。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原来的名额分配和实际参加人数情况大致如下：

    中直机关，原定350人，实际参加345人（包括起草组成员），分8个组；

    国家机关，原定450人，实际参加451人，分16个组；

    军队系统，原定300人，实际参加390人，分11个组；

    地方，原定3000人（每个省、市、自治区100人，包括各大军区、省军区和野战军的负责同志）。

    此外，经中央批准，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二、三部学员1548人也参加了讨论。

    四千人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44]书记处研究室人员和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参加中央党政军机关的讨论。[45]

    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和手写的情况汇报，迅速及时地反映到起草小组，反映到党中央。重大问题则写成综合报告、意见汇集等上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中央机关221期，国家机关338期，军队系统307期，各省市自治区74期。另有中央党校学员讨论的简报157期。四千人讨论之认真、热烈，从简报的数量和质量上也反映出来。

    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讨论的热点，争论的焦点。四千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不少比较片面的以至极端的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另外，普遍、强烈地提出，决议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要把华国锋的错误写到决议中去。

    邓小平看了四千人讨论的部分简报（包括中央机关的简报以及省市机关的一部分简报），于10月25日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这是继3月19日、4月1日、6月27日谈话以后，对决议起草的又一次重要谈话。邓小平针对四千人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着重讲关于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他坚定地表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肯定并且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让步。[46]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47]

    邓小平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48]

    邓小平还讲了怎样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错误的问题。他说：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49]

    邓小平的这一篇谈话，在当时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上，表明了党中央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态度。这是决议做得成功的关键。

    四千人大讨论的另一个热点，是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这一段写到《历史决议》中去。

    发给大家的《历史决议》讨论稿，关于粉碎“四人帮”后这四年只写了一百多字，稿本上只占六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经过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开辟了光明灿烂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于这四年多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任务，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做出详尽的论述。

    许多同志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如中直机关第五组（中直机关共分八个小组，第五组是统战部、《红旗》杂志社、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自10月21日至25日，天天议论到这个问题：[50]

    10月21日 屈武提出：要把最近四年写一段，并以三中全会为界，之前继承“文革”路线，之后走上正轨道路。

    10月22日 逄先知发言：赞成屈武意见，要求把最近四年写一部分，以三中全会为界，分两段。前一段，讲有七条错误，如搞“继续革命”、“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等等。

    10月24日 童小鹏发言：粉碎“四人帮”后四年，非写不可。有人不同意写，毫无道理。刘澜涛也主张写近四年的一节。

    10月25日 刘宁一说：赞成把第四阶段写上，三中全会前，政治、思想、组织上继续搞“文革”的一套，路线未变。听说还杀了××个革命分子。王申酉的最大“罪状”，不过是说毛泽东同志是农民幻想的社会主义，刘少奇同志完全正确。华国锋（在解决上海问题时）曾说：处理“四人帮”一伙要防左，处理被打倒的老干部要防右，这算什么话！

    其实，起草小组在9月下旬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后，讨论稿印发之前，就考虑粉碎“四人帮”后这四年究竟要不要写，要写的话怎么写。根据中央常委同志的意见，胡乔木已经亲自执笔，写成一个这四年的基本总结。[51]要写这一段，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四年，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是实现党的伟大历史转折的时期。这四年取得了极大成绩，也犯了不少错误；走过曲折的道路，有着丰富的经验。这四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分为两段，前后各两年。作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写这四年不好。另一方面，在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后，高级干部在讨论怎样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兼职过多现象时，也提出了对这四年工作的看法和华国锋的兼职问题。不少同志提出，通过五中全会和五届三次人大会议，兼任总理的问题解决了，但华国锋继续兼任军委主席也不合适。这里不单是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还要考虑能力威望的问题。

    胡乔木起草的这一段稿子，大约2500字。三中全会前两年是一段，用了600多字；三中全会后到作决议为止，用了不到2000字。10月6日，胡乔木把这一部分稿子送常委审批，前附一信：

    常委各同志：

    现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送上，请审阅批改。

    胡乔木

    十月六日

    此后胡乔木又作了一些修改，在即将印发之前，他再次修书一封，把新增的这一段送常委审阅：

    常委各同志：

    现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送上，请审阅。决议草案全文将于明日付印，在全党四千人讨论后将根据讨论结果进行许多修改，这一段也在内，故未等待你们各位的修改意见，请特别谅解。

    胡乔木

    十月十日

    胡乔木非常细心，在这一段决议草案送给各常委之前，他又看过，并亲手作了一处非常重要的修改。对三中全会前两年，原来总的论断是“两年徘徊的局面”，胡乔木把它改为“两年间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七位常委中，叶剑英、赵紫阳看过批示同意；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看过回电话表示同意；李先念因到朝鲜访问未看；华国锋打电话说这段没有经过常委正式讨论，不赞成加上。邓小平、胡耀邦说，既然不赞成，先不加，等到四千人讨论之后，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加，再加也不迟。[52]因此，发给四千人的讨论稿这一段只有六行。

    邓力群10月1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会上作了一个发言，向即将参加四千人讨论的几位常委介绍了第四段稿子的增写经过和关于前两年的内容，18日在会上又作了一次同样内容的发言。他介绍，三中全会以前两年，写了600字，主要内容有八条。

    （1）肯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华国锋同志有功。

    （2）华国锋同志从来不说“文化大革命”有什么错误，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理论、路线有什么错误。

    （3）直到1977年3月工作会议，华国锋同志还继续肯定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4）坚持搞“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那套错误的理论、路线、政策。

    （5）搞新的个人迷信。

    （6）粉碎“四人帮”后，陆续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是做得好的，但是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被压下来，华国锋同志没有主动解决。

    （7）1977年3月工作会议前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一批新的冤假错案。

    （8）在经济工作中搞高指标。

    对上述八条，邓力群一一举出具体事实，进行分析。对这四年要不要在决议中写上一段，他说：

    我认为，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四年，是应该在历史问题决议中给予总结的。实事求是地分析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工作的成绩和党的路线的错误，高度评价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肯定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重申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完全必要的。

    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讨论中有300多位同志、三个组的全体同志和四个组的大多数同志主张，一定要对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进行认真、全面、科学的总结，并写入《决议》中去。这样做，有着最重要、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有13位同志认为对这四年的总结可以放到十二大去做；有一位同志主张这四年能总结最好，如果现在总结不了，到十二大再讨论也可以。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说，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中有功绩，头两年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清查“四人帮”反革命帮派体系，基本正确，成绩很大。但总的说来，华国锋和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其他几个同志，仍然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套理论、方针、政策和口号，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以及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都有错误。与会同志还揭露了华国锋坚持“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事实，对他的思想作风也提出许多批评。许多同志认为，从各方面看，华国锋同志都不宜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

    参加讨论的同志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前两年的错误已经和正在被纠正，党的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有的同志说，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八七会议”和“遵义会议”，对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给予肯定。

    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也明确表态：“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四千人讨论以后，胡乔木等人综合、研究各种意见，提出了一个“对于修改历史决议草稿的初步意见”，共12条。要点是：

    （1）篇幅要尽可能压缩。把一些论文式的语言改成决议的语言。

    （2）许多同志认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未写透。可以改写得集中一点，明确一点，但不能过头。主要从政治上、理论上分析这些错误及其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不多涉及个人品质问题。功绩也要写得更集中、更明确一些。

    （3）使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两个概念，把两者区别开来。（作者按：后经反复讨论，“毛泽东晚期思想”和“毛泽东思想”还是有区别不清、容易混淆的问题，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没有采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而采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提法）

    （4）在讲毛泽东思想时，把冲破国际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形成三大原则以及一系列基本原理扣得更紧一些。对现有的十八条，写得更概括一点。（作者按：“十月讨论稿”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18条，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概括为六个方面而不另列条）

    （5）不好说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但在某些时期和某些问题上，党内确有不同意见和原则分歧。

    （6）加上扼要地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

    （7）第一阶段维持原来的估计。

    （8）第二阶段总的也维持原来的估计。对于人民公社，要明确指出不符合中国实际，不符合群众利益。“大跃进”的后果要写得更明确一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经济工作中带路线性错误，但时间很短，就由毛泽东同志发现和基本纠正了。

    （9）“文化大革命”中“左”倾路线错误（作者按：决议后来没有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下详）和形成的原因，加以调整、提炼并力求再深化一些。

    （10）第四段要加上。讲清三中全会以前的错误和三中全会以后的正确路线的重申、确立和发展。对三中全会要有一个评价。

    （11）在适当的地方加一段党的对外工作。

    （12）原稿第五部分保留，篇幅可大大压缩。内容要改得更突出、更明确、更精炼。（作者按：原稿第五部分总结建国以来基本经验教训论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约一万字）

    吸收四千人讨论的意见，决议稿又作了很大的调整和修改补充。

    半个月后，产生了一个“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修改稿”。这个稿子，不但在内容上体现了上述修改要求，而且在结构和格式上有了明显的改进，跟定稿已经相去不远了。每一个部分加了标题，每一个节加了序号。全稿75节，七个部分：一、决议的根据和目的（1～5节）；二、建国后的头七年（6～14节）；三、社会主义基本完成后的十年（15～24节）；四、“文化大革命”的十年（25～43节，其中40节重码有两条）；五、粉碎“四人帮”后的四年（44～54节）；六、“文化大革命”的原因（55～65节）；七、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66～74节）。还缺第八部分，到12月16日完成，标题为：关于基本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在“十月讨论稿”第五部分的基础上重写的，篇幅压缩一半，内容概括为两个要点（肯定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党的领导是必要的）和十个“必须”，基本符合修改意见要把这一部分“改得更突出、更明确、更精炼”的要求。

    经过四千人讨论后写出来的“一九八〇年十一至十二月修改稿”，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整个稿子的结构、布局还有待调整，内容还有待进一步压缩、提炼，表述更有待推敲，到达完稿的终点还要走一段路程。

    促进现实问题的解决

    《历史决议》的讨论和修改，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同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现实问题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历史决议》的讨论对现实的重大政治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作了很好的准备，起了促进的作用。

    一个重大问题是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人事更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紧接着四千人大讨论召开的。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人事更动方案。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最高层的人事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动的过程。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政治局人事采取只进不出的方针，全会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在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会议（12月25日）上，决定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作为中央的日常工作机构；免去汪东兴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会议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去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接着，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1980年8月30日至9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在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参加这一会议的不少人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四千人大讨论前夕，华国锋不同意把第四段决议稿印发。四千人的大讨论证明，批评华国锋的错误，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党内多数同志的意愿，这样，在四千人讨论过程中，政治局会议就开始举行了。

    这次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对历史决议的讨论同解决人事变动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说明：

    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多数同志提出要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第四阶段进行认真的总结，指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至一九八〇年这四年特别是这四年的前两年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很多同志要求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进行调整。中央常委认真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对华国锋同志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53]

    在11月10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到会的其他28位同志都讲了话，对华国锋过去四年中工作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人事更动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把这次会议的内容通知省军级常委以上干部，并由他们向参加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四千人传达。

    在《历史决议》起草和讨论的同时，还有一件关系相当密切的、举世瞩目的大事正在准备。这就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理。《历史决议》的起草和讨论，首先严格区分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罪行；同时，也区分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应该审判的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和他们的属于党内斗争的问题。在这两个区分上统一了认识，就为公开审理奠定了基础。1980年9月29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决定。在10月四千人讨论后，从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十名主犯。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作出了终审判决。

    随着这些重大政治问题、组织问题的解决，通过《历史决议》的时机成熟了。在公审两案已经开始，变动华国锋的职务已经决定的情况下，1980年12月5日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历史决议》的起草与通过作出了以下决定：

    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了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将仍在四千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54]

    陈云的重要建议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起草小组在“一九八〇年十一至十二月修改稿”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又形成出一稿，篇幅压缩到三万七八千字，送给中央常委审阅。

    邓小平看了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这些部分后，于3月9日找邓力群谈话。邓小平说：历史部分我看过了，总的讲，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现在稿子和原先设想的方针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合乎实际，总的说来，我们还是没有经验。中心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55]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胡乔木、邓力群等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其时，吴冷西从广东回到北京，起草小组力量得到加强。

    3月18日，邓小平找邓力群、吴冷西谈话，对稿子比较满意了，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对粉碎“四人帮”以前27年，他又作了简要的评论：“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有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他也说到“‘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决议稿中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邓小平比较满意，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56]

    邓力群转述胡耀邦的意见，主张决议稿写出来以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57]

    邓小平不仅同意这个意见，而且亲自付之行动。3月24日，邓小平去看望了陈云。26日他把邓力群找来，跟邓力群说：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58]

    陈云的意见，使邓小平这一年多来一直萦绕心间的关键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邓小平转告的意见，陈云当面也跟邓力群谈了。关于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1981年3月，陈云同邓力群谈了四次。[59]第一次谈话时指出：

    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清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

    第二次谈话就讲到前面要写60年，要回顾建国以前28年。因为到这时为止，起草决议的思路都受“建国以来”限制，只写32年，总觉得不能完全达到目的。陈云的谈话使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他跟邓力群是这样讲的：

    《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加上了一个部分——“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32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四大段2000字，达到了邓小平开头提出的要求。

    1981年3月30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六中全会和《历史决议》，议定如下：

    当前工作的布局已经铺开，主要是贯彻执行问题，不宜再立什么新章程。初步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六月上旬召开，先开预备会，正式会议开三四天，六月中旬发表公报。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先在党内讨论十天左右，“七一”公开发表。要按照这个日程，抓紧把准备工作做好。请乔木同志集中精力修改历史问题决议，争取四月中旬修改出来，四月下旬提请政治局讨论。现在这个三万六千字的稿子，先发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在四十人左右的范围内看看。请起草小组派几个联络员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报刊宣传就要向历史决议阐述的观点靠拢。

    40多人的讨论，从31日开始进行。4月7日，邓小平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60]他说，40多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的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都不能这样说。他还针对一些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他列举基辛格访华、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恢复中日邦交以及自己出席联大六届特别会议等事实加以证明。

    总之，通过3月、4月两个月党内高层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与陈云在指导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互相补充，互相生发，决议起草中的问题基本上都得到了解决，接下来是进一步调整和推敲，精益求精的问题了。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经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40多人讨论后，起草小组于5月15日形成了一个修改稿，这一稿从原来的三万六千字压缩到两万八千字。该稿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作了一些修改，印出“五月十六日修改稿”提交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稿子分八个部分：前言；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共37节，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正式印发，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修改稿）》。

    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

    出席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有74人，他们是（次序按会议名单排列）——

    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因病不能到会）、许世友、李德生、余秋里、张廷发、耿飚、倪志福、彭冲

    政治局候补委员：陈慕华

    书记处书记：万里、王任重、谷牧、宋任穷、杨得志、胡乔木、姚依林、习仲勋

    老干部：黄克诚、谭震林、李井泉、廖承志、肖劲光、粟裕、杨尚昆、康世恩、薄一波、姬鹏飞、杨静仁、张爱萍、黄华、江华、黄火青、韩先楚、杨勇、王平、陈锡联、陆定一、刘澜涛、王首道、康克清、李维汉、何长工、萧克、程子华、周扬、王鹤寿、段君毅

    中央党政军机关部分负责同志：朱穆之、冯文彬、邓力群、杜星垣、宋时轮、胡绩伟、曾涛、杨西光、熊复、吴冷西、胡绳、吴江

    起草小组的成员列席会议，分别参加五个组听取意见。他们是：郑惠（第一组）、袁木（第四组）、邵华泽（第三组）、龚育之（第二组）、卢之超和郑必坚（第五组）。

    5月19日开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胡乔木对决议稿作了说明。

    邓小平对这个决议稿的形成过程作了评价。他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61]

    邓小平说，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他列举了十条。如，认为毛泽东同志从建国以来就离开了马列主义；1957年以来就存在着一条贯彻始终的“左”倾路线；“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成绩不是主要的，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同意是内乱的提法；认为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是非法的；等等。明确表示这些提法或论点没有接受。对有的意见则指出，“这个说法不好”。[62]由这些不恰当的以至错误的意见，邓小平又一次强调指出：

    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63]

    邓小平还针对不急于搞这个决议的看法，强调了作历史决议的紧迫性。他说：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64]

    邓小平在讲话中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65]

    胡乔木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什么这样处理，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说明，提请大家注意和讨论。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几点说明》。[66]《几点说明》涉及不少重大原则问题，如——

    关于“就此不用”路线斗争、机会主义等术语。胡乔木说：决议“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他介绍了路线、路线斗争等术语的历史沿革及其危害后指出：“党的历史决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中央在批评华国锋同志时开始决定不用路线错误；很得人心。”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胡乔木说：“这是专门用以概括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的，目的是把它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免得党内外国内外经常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有严重错误，甚至只把他的晚期思想称为毛思想、毛主义等等。”

    关于1957年至1966年上半年这十年工作的评价问题。胡乔木说，决议稿中说的理由是站得住的。他补充说，“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否定了整个建国以来的17年，基本上打倒了这17年中的政治局和书记处，表明这十年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

    关于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胡乔木从革命的原义（政治革命）和转义（革命精神）两个层次上作了解释。

    关于社会性质和阶段问题。针对当时有人（好人坏人都有）宣扬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或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因而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或恢复新民主主义的谬论，胡乔木指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虽还是初步）是一个根本的客观事实，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党内在这样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能‘百家争鸣’，以免动摇党心军心民心。”他还说明，决议稿说建国后的七年“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也是符合客观历史的。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同志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应着重分析历史背景而不应着重个人责任，尤其不应着重个人品格。决议稿分析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国内历史原因，国际原因，包括马列的一些不明确的被误解的论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传统的影响。胡乔木说：“指出这些原因，才是客观的、信实的、公允的、全面的。”“我认为决议稿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分析超过了1945年历史问题决议的水平（即把主观主义盲动主义等都简单地归因于小资产阶级）。”

    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的贡献。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贬低是错误的，但也不能任意提高。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矛盾论》中的多数论点，是马恩列或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所已经提出过的，不能说是他的创见。但毛泽东同志在哲学上确有非常重要的独创之处。”他说明决议稿这一段曾邀请许多同志反复修改，并查对了很多资料，包括毛泽东同志所阅读批注过的哲学书，“现在的说法我觉得是比较恰当和谨慎的”。

    胡乔木还说明了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不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理由。

    从5月21日起按五个组分组讨论，到29日结束，共进行了八天（24日未开会；有的组少开一两次）。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每天出一期《快报》（共出8期），及时将各组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作简要通报。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5月16日稿有了很大改进，基础较好，经过进一步修改，即可提供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讨论进行得非常认真，非常热烈，非常切实，与会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深刻的、好的意见。这些意见对于决议稿的充实和提高，非常有益。

    起草小组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作了不少修改，产生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修改稿）》。同时，写了《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从这个汇报中，既可以看到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又可以看到研究、吸收这些意见后的修改情况。大致如下。

    “六月四日修改稿”吸收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绝大多数意见。除词句上的修改外，实质性的修改共有50多处，还增写了一节。举例来说——

    关于建国前28年党的斗争历史一段，注意照顾到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白区苏区、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等各个方面，加写了一些重要情况和历史事件，如共产国际的援助、南昌起义、西安事变、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延安整风、党的七大等，对有些事件的写法作了适当补充或修改，比原来的更加准确。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的几条内容，作了调整和充实。

    关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充实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等方面所作的理论贡献的内容。从四个方面增加为五个方面。（作者按：在几天后的“六月十一日决议稿”中又回到四个方面，在定稿时为六个方面）在各方面的理论贡献中，列举了一些重要著作的篇名。有个别评价，如说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一批领导干部，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根据许多同志的意见删去了。（作者按：在“六月十一日决议稿”中写上了“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知名人士”一句，定稿这句中的“知名”改为“著名”，又加上了“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对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外政策方面的贡献，加写了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宣布我国永远不称霸。

    对“三支两军”作了改写，删去了军干群、老中青三结合的部分。

    中央政治局常委受打击的同志，增加了朱德、陈云。提了朱德创建红军的功绩。

    增写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的特殊的作用。

    讲建国32年成就的数字作了适当精简。

    对十一大的积极作用作出了评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部分，在文字上作了压缩，增加了关于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的内容，等等。

    有几个重要问题，讨论中不同意见较多，这份修改情况汇报作了分析、说明。

    关于“毛泽东晚期思想”。有些同志不同意这个提法。如周扬、宋时轮、曾涛等人主张写“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就可以了。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体系，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不包括错误的东西。晚期思想这个提法容易把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搞得含混不清。程子华等人说：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提法不科学，还是提“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比较好。在这个问题上，起草小组这时只是部分地接受意见，把“毛泽东晚期思想”改为“毛泽东同志的晚期思想”。（作者按：过了几天，在“六月十一日决议稿”中就改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提法）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多数同志同意决议稿的写法，批判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有特定含义（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口号，以后也不再使用。同时，也重视一些同志提出的现在和今后还要坚持革命理想、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意见，不仅在决议稿相应的几处作了论述，而且还增加了专门的一节（第36节）。

    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这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理论根据。大家都是同意批判和否定的。不少同志在讨论中指出，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说现在我国没有阶级斗争，党要放弃阶级斗争。修改稿讲得更为全面，讲了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地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讲了既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讨论中有不少意见，好些同志认为是“反革命”，有些同志提出决议稿又说是“内乱”，又说是“在这十年中，革命与反革命长期进行着不同形式的斗争”，不好理解。经研究，认为从总体上看还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反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定性为“内乱”比较恰当，但也不必像原稿中那样强调“不是反革命而是内乱”，也不用加“特殊条件”、“特殊性质”的说法。“六月四日修改稿”删改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关于写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中央领导人错误时点不点名的问题。在讨论中，王平等同志认为讲历史的伟大转折，不能不点华国锋同志的名。点比不点好，不要像过去那样，把毛远新叫“东北太上皇”，康生叫“那个顾问”，那样不好。党中央常委采纳了这个意见。

    《历史决议》的“六月四日修改稿”和《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一起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再提修改意见。意见反馈回来以后，胡乔木等人吸收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成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日修改稿）》，再次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至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决议的讨论和修改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6月11日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经6月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就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了。这时，原来第一部分的标题“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中央常委决定，六中全会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预备会，从6月15日开到25日。前面8天，即6月15日到22日，分组讨论《历史决议》。后面3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6月27日到29日，共3天，计划27日通过决议，28日进行选举，29日通过公报。

    从6月15日起，开始分组讨论决议草案。胡乔木在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几点说明》作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四”发给出席会议的195位中央委员、114位候补中央委员和53位列席者。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预备会议各小组，对《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了一些说明。邓力群6月17日在西南组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些说明，介绍了邓小平、陈云几次重要谈话的基本内容，对决议八个部分的重点作了说明，讲得比较全面、扼要。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位同志。

    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审议决议稿的同时，还征求了参加1980年四千人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的意见，还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这样广泛的讨论，这样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这样集中集体的智慧，发扬民主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作第一个历史决议。

    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对决议稿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也反映出对一些重要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经过七天分组讨论，到第八天，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怎样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修改。会上，邓力群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几位常委都讲了话。邓小平讲话，首先给《历史决议》“敲定”。他说：

    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67]

    邓小平还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不提路线斗争和路线错误、由集体来承担一些责任、需要点华国锋的名、讲“文化大革命”原因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作了解释。

    召集人碰头会开得生动活泼。在邓小平讲到有关“路线问题”时，陈云等常委都插话说明、解释。[68]

    邓小平说：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错误，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好多“路线”用得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

    陈云接过话来说：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那个时候，他跟我来讲，要讲路线错误。我赞成，赵紫阳也赞成，姚依林也赞成，你（记录注：指邓小平）也赞成。翻来覆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头上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就更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

    邓小平接着说：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过去我们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的路线斗争，已经推翻了两次了嘛。

    赵紫阳插话：还有刘邓路线。

    邓小平：推翻三次了。过去罗章龙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

    胡耀邦插话：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11月份，四中全会1月份，三中全会还有一条路线，叫调和路线。

    邓小平：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

    邓小平最后说：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

    到会的同志都说：同意。

    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还是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精心修改。到6月26日，修改好了准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讨论通过的稿子，首先送给常委诸同志审阅。这个稿子采纳、吸收了预备会上提出的意见，与提供给预备会讨论的稿子相比，篇幅从67页增加到75页，约增加了3000多字；所作的增补和修改，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恰当。例如——叙述党领导人民为新民主主义斗争28年的光辉历程的第3节，加强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的内容，增写了900字左右。这是增加最多的一节。

    在讲建国32年主要成就的第7节中，加写了一段：“城乡商业和对外贸易都有很大增长”；工业建设成就原来以1980年工业固定资产同解放前对比，改为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比增长26倍多；这一节第九点写军队，加写了“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

    第8节经过修改，体现了成绩讲够、错误讲透的要求。一方面，把原稿说由于经验不多，“发生过不少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这一句，改写为：由于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又加写了“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第15节，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主要矛盾的表述，原稿是“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不能满足人民需要所形成的矛盾”，改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对八大坚持的经济建设方针，原稿说“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改为“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加强对八大路线肯定的力度。第15节，加了断语：“八大路线是正确的。”第16节在叙述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的正确主张后，加写了一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第16节列举党中央领导同志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增写了三句话，讲三个人的主要贡献：“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

    第35节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三，关于计划、市场写定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据统计，最后这次修改，大大小小的增删、改动达100多处。决议草案付印以后，中央常委和起草小组仍在推敲。作出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第35节要点之四）的重要论断，提出“要在全党大大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对中外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第35节要点之六）的重要任务，都是在6月27日六中全会正式召开的前夜加上去的。真是集思广益，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陈云看了这份决议草案后，要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69]

    叶剑英高龄有病，亲自向中央常委和全体到会同志写信，[70]说“由于年老又在病中，我不能参加这次全会的讨论。特向中央告假”。[71]关于决议，信中写道：

    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在6月29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最后讲话。他说：

    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工作。[72]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73]

    1981年6月30日，公开发表了29日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公报》说：

    这次全会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是总结经验、团结前进的会议。这次会议将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198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胡耀邦在大会上讲话。他指出：

    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回顾了党的六十年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基本经验，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了这些事件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以及这些事件所以产生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科学地阐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这次全会还作出了其他重要决定。历史将证明，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的又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上面引用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报》和邓小平、胡耀邦的讲话，对《历史决议》作出了全面的评价。《历史决议》发表后，得到党内党外、国内国外普遍的好评。学习、贯彻决议精神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增强团结，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一心一意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一年多以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74]而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对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历史经验的总结。

    邓小平在十二大闭幕后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75]而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继往开来，为打开这条新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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