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中国古代自由观

    曾思艺

    自由，是一个极其动听、异常诱人的字眼，自由，是人性高扬、五彩缤纷的梦幻王国。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西方，都对自由孜孜不倦地追求，冥思苦想地探索。自由，这熠熠生辉的两个字，在人类发展史上，引发了多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悲壮故事，留下了多少触目惊心、发人深思的沉痛教训。

    自由，又是一个模糊词。它可以从正面规定为：“为了……而自由”，这是指为了某一崇高、理想的生活目标，个人承担着投入实践、把握必然、实现自由理想的重任。

    这种“为了……而自由”与目的直接关联，意味着个人把自己开放给新的可能性，意味着以创造自我为出发点和归宿去反抗社会束缚，从而通过对新的可能性的敏锐洞察和迅捷响应，使之脱胎于希望，转变为现实的实践，积极奋斗，不断创造，铸造美好的未来。这种自由往往能超越感性欲望，超越个体的功利动机，冲破对本能的屈从，在主体的目的性中显现出本体的崇高。自由也可以从反面规定为：“摆脱……而自由”，这是指个人想要摆脱束缚着自己生命活动的种种外部框框和限制，这种自由与人的本能欲望紧密相连，往往体现为个人那些无尽无休、高不可攀的欲望，诸如食欲、金钱欲、权力欲、名誉欲等的极大获得与满足。这种“摆脱……而自由”与原因相关联，只能解释为何这样做，只是要求摆脱束缚个体发展的限制，显然缺乏崇高的目的，因而往往表现为激励发展自我、满足今天，而不是创造自我、铸造未来，发展自我既是动力也是目的，既是出发点又是归宿，其最高成就不过是对现实采取不合作的批判态度，把握个体存在的意义。

    《金瓶梅》所追求的自由，是“摆脱……而自由”，主要表现为冲破一切伦理道德束缚，以使人的各种欲望——性欲、食欲、财富欲等毫无节制地得到满足。

    《金瓶梅》所描写的环境，是一个性欲风行、淫行成业的环境，拥有一批以淫业为生的淫职人员。除了妓院专业性的鸨母外，还有业余的王婆、文嫂、冯妈妈等，为潘金莲、林太太、王六儿等的私通牵针引线，以获取报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性欲泛滥成灾是自然而然的事。人们为了性欲的满足，抛开了一切伦理道德的束缚。为了片刻的性欲满足，林太太无视身份地位贞节观念，陈经济连起码的人伦观念都抛之脑后，奸淫了岳母潘金莲，而王六儿更是丧尽廉耻，不顾一切。为了性欲的极大满足，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乃至庞春梅，都变成了纵欲无度、性交如兽的淫棍淫妇，而且根本不把人伦道德放在眼里——他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白昼宣淫，不怕被人撞见，甚至可以谋害亲夫，私通女婿，引诱仆人。西门庆乃是淫棍的典型，家有一妻五妾，日夜轮流淫欲无度，如此还不满足，凡是他所见到的像样一点的女子，上至名门贵妇，下至丫头、仆妇、娼妓，不管其有夫无夫，哪怕是朋友的妻子，也要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弄到手而后快，对此，潘金莲曾一语道破天机：“若是信着你意儿，把天下老婆都耍耍遍了罢”。为了表现这样一个性欲泛滥成灾的环境，为了表现这些淫棍淫妇们对性欲毫无节制的追求，作者以自然主义的方式，淋漓尽致地通过各种细节展示了他们的性交场面，把这种欲望的满足过程表现得细入毫发。

    在这样一个无视常规与伦理的环境里，人们的各种欲望都是毫无节制、超规逾矩的。小说除着重描写性欲的极大满足外，还着重描写了人们对食欲的极度追求。西门庆凡事必宴，经常大吃大喝，因此，书上几乎每回都有吃饭饮酒的场面。饮食是极其讲究的，只要能穷一己之欲：光是茶就有——胡桃松子泡茶、杏仁泡茶、果仁泡茶、蜜饯金橙子茶、盐笋芝麻木樨泡茶、梅桂泼卤瓜仁泡茶、木樨金灯茶、木樨青豆茶、熏豆子茶、咸樱桃茶、桂花木樨茶、八宝青豆木樨茶、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姜茶、土豆泡茶、芫荽芝麻茶等。各色点心、小吃更是品类繁多，令人心迷目眩——火烧、波波（饽饽）、艾窝窝、黄米面枣糕、玉米面果馅蒸饼、鹅油蒸饼、蒸角儿（蒸饺）、挑花烧买、包子、水角儿、乳饺、荷花饼、肉兜子（油煎馅饼）、烧餶饳、元宵圆子、糖薄脆、扳搭馓子……而馈赠的装盒食品有——寿桃、寿面、果馅椒盐金饼、果馅团圆饼、顶皮酥果馅饼儿、玫瑰元宵饼、松花饼、檀香饼、梅桂菊花饼、酥油松饼、玫瑰搽穰卷儿、白糖万寿糕、干糕、裹馅凉糕、蜜润绦环、芝麻象眼……西门庆的家常饮食因之非常豪华，而且豪华得令人咂舌，这里仅举第34回的一顿家常午餐便可略见一斑：“说未了，酒菜齐至。

    先放了四碟菜果，然后又放了四碟案鲜：红邓邓的泰州鸭蛋，曲弯弯王瓜拌辽东金虾，香喷喷油炸的烧骨，秃肥肥干蒸的劈肫鸡。第二道又是四碗下饭：一瓯儿滤蒸的烧鸭，一瓯儿水晶膀蹄，一瓯儿白炸猪肉，一瓯儿炮炒的腰子。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菊花杯斟荷花酒，陪应伯爵吃。”便餐已是如此奢靡，筵宴之铺张奢华更不待言。吃的东西如此精致奢靡，照理说，吃喝起来应该是少而文雅，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小说第12回写到，应伯爵等在妓院李桂姐家请西门庆与李桂姐，众人的吃相是：“人人动嘴，个个低头。遮天映日，犹如蝗蝻一齐来；挤眼掇肩，好似饿牢才打出。这个抢风膀臂，如经年未见酒和肴；那个连二筷子，成年不逢筵与席。一个汗流满面，恰似与鸡骨朵有冤仇；一个油抹唇边，把猪毛皮连唾咽。吃片时，杯盘狼藉；啖良久，箸子纵横。杯盘狼藉，如水洗之光滑；箸子纵横，似打磨之干净。这个称为食王元帅，那个号做净盘将军。酒壶番晒又重斟，盘馔已无还去探。正是：珍馐百味片时休，果然都入五脏庙。”书中主人公西门庆更是一天到晚嘴巴不停地吃喝，即使在与妻妾交欢、与姘妇私通之前，也要先饮酒吃菜。

    对金钱财富的极力追求，表现为强烈的财富欲。小说写到当时的普遍风气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金钱）成”，这句话概括了那个环境的本质。营私逐利、追金逐银，是书上大多数人的人生观念与生活方式，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但凡世上人，钱财能动人意”。因此，上至朝廷重臣，下至府县官吏，人人都追求名利，金钱成了左右政府的动力——西门庆仅用几担生辰礼物，便轻轻巧巧地从当朝太师蔡京手里换来了提刑副千户的五品官职。上行下效，地方官员更是见钱眼开，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以至作者深深感叹：“县官贪污更堪嗟，得人金帛售奸邪”。官场上可以以权谋私，那些平民百姓无权可用，又无其他本事，但又要发财致富，便只好丧尽廉耻。韩道国“纵妇争锋”，还拱手把老婆让给西门庆“包占”，因为西门庆“但来一趟，带来一二两银子”。这还不算，奇的是这对夫妻对此事的公开讨论：妻子说，“他到明日，一定与咱多添几两银子，看所好房儿”，“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些好供给穿戴”，丈夫则道，“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凡事奉承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为了几个臭钱，为了满足自己的财富欲，这一对夫妻已经毫无伦理道德观念，无耻到了极点！

    小说的主人公西门庆虽然是个有名的淫棍，但他重钱财更胜于女色，一旦涉及钱财，女色就只能退避三舍了。即使在与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云雨交欢时，只要一有生意钱财，就会放弃这云雨之欢，而去洽谈、处理生意。为此，他以仅有的一个生药铺为基础，通过几次婚娶和贪赃枉法所得的钱财，先后开起了绒线铺、绸绒铺、当铺和缎子铺。

    他还大搞长途贩运，放高利贷，倒卖古器，囤积布帛，贩盐运粮，偷税漏税——只要有利可赚，他无所不为。这样，小说开场时他那仅有四五十两本钱的小铺子，到他死时已成为有本银六千五百两的大店子，此外，他还积聚了近十万两白银的财产。在西门庆身上，财色的欲望有时是合二而一的。对潘金莲，他主要是色欲，对孟玉楼尤其是李瓶儿则是财色二字兼而有之。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不择手段，也不顾“朋友妻，不可欺”的古训，任意妄为，肆无忌惮，必欲达到目的而后快。

    小说津津有味、不厌其详地描写对这种种性欲、食欲、财富欲的拼命追求和毫无限度的满足，充分体现了那种“摆脱……而自由”的自由观，是中国古代这种自由观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自由观基本上就是一种“摆脱……而自由”。“自由”这一词在汉语中的原意，指的就是不受限制、按己意行动。《礼·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这里的“不敢自由”，强调的是“不敢”，如果摆脱了“不敢”的束缚，人就自由了。在中国，由于过分强调集体，注重伦理，压制个性（而个性的解放与高扬，正是追求自由的重要前提），因而，对自由的追求远不如西方。西方基本上是一种“为了……而自由”，几乎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对自由深思苦究的哲人，为自由英勇奋斗的战士，出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气壮山河、撼人心魄的名言。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群体家国，宣扬的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因而几乎谈不上对自由有什么思考。其他如墨家、兵家、法家之类，都重经国致用，极少对自由这一精神性的东西进行思考。佛教讲来世，求天堂，把自由寄托于彼岸和来世，也可暂时不论。只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把人对自由的追求提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老庄尤其是庄子的自由境界，在于达到“心斋”、“坐忘”，也即“无己”、“丧我”，从而实现对“道”的观照，进入“至美至乐”的境界。更详细点说，“庄子哲学所谓的自然无为的‘道’是从对自然生命的观察上所获得的，一方面‘道’的运行和发生作用是完全无意识的、无目的的，自然而然的；另一方面，‘道’的运行的纯任自然的合规律的运动同时就是目的的实现……庄子及其后学认为，这就是‘道’的无比伟大的地方。而‘道’

    所具有的这种自然无为的特征，从我们今天看来，不是别的，正是自由。渴望消除异化、实现人的自由的庄子及其后学，从他们当时所生活的社会中看不到自由，但却从对自然生命的观察上看到了他们所梦想的自由，并且认为这就是‘天地’的‘大美’之所在，而热烈地加以讴歌。他们从自然得到启发，认为人类生活只要像‘天地’那样实行自然无为的原则，就可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达到最大的自由，获得最高度的美。”这种“天人合一”式的自由，主要是通过“坐忘”、“丧我”而实现，因此是一种典型的“摆脱……而自由”的自由，与西方那种“为了……而自由”从而高扬自我、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是一种消极的自由、静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对后世影响深远，中国的文学艺术，尤其是诗歌与绘画，其主流就是体现这种自由观的，因而主要是一种静的艺术，鲁迅先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劝诫青年少读中国古籍。

    老庄的自由毕竟达到了“摆脱……而自由”的最高成就，对现实不合作，持强烈批判态度，且把握到了个体存在的意义。此后，这种自由观每况愈下（尽管李白后来在此基础上推进一步，高扬个体，极力摆脱束缚，不与统治者合作，但毕竟极为鲜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自由转变为对山水自然的愉悦，在山水中悟道，从而求得个体心灵的安慰，进而体现为游仙。游仙是庄子不满现实、追求精神高蹈的自由与神仙家从个人生存欲出发追求长生不死的思想的综合，一方面它力求在虚幻的王国里得到梦想的自由，在山水自然中求得心灵的慰藉、精神的愉悦，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强烈的享乐欲：“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果能登虚蹑景……饮则玉醴金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宝，行则逍遥太清……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至，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丰，威可以叱咤梁成”。（葛洪《抱朴子·对俗》）人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可以得到满足。这样，游仙的诗文中就包含了追求自由与渴望享乐的双重因素，从魏晋南北朝一直流传至后代，只是到了盛唐以后，游仙完全从天国降至尘世，从追求幻想的自由转到追求现实的自由——摆脱一切束缚，满足各种享乐欲望。如晚唐曹松写了《小游仙诗》98首，不乏对自由的追求，但更多的却是衣食住行以及长生、权势、男女等各个方面的享受，而皇甫湜的诗《出世篇》更是直言不讳地追求享乐：“生当为大丈夫，断羁罗，出泥涂……上括天之门，直指帝所居，群仙来迎塞天衢……旨饮食兮照庖厨，食之不饫饫不尽，使人不陋复不愚。旦旦狎玉皇，夜夜御天殊。当御者几人，百千为番，宛宛舒舒……浩漫为欢娱，下顾人间，溷粪蝇蛆。”

    在这里，享乐的极度膨胀已经淹没了自由的一面。由此可见，《金瓶梅》中的自由正是中国传统自由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不过，《金瓶梅》对自由的追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首先，这是对程朱理学及当时官方思想的一个反拨。自宋而明，否定人欲、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盛极一时，统治了国民的思想。封建朝廷更是别有用心地大力提倡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且大立特立什么贞节牌坊。人欲、人性在此情况下受到深深的压抑。作家大写特写人的各种欲望的极大满足，是对人欲、人性正常需要的肯定，体现了人性解放的社会发展趋势。其次，是对老庄那种把自我虚化入万物的自由的一种反动。《金瓶梅》中的自由与时代精神所弘扬的个性解放相呼应，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自由，它表现为男性对外物（包括女性）的征服、占有，女性朦胧的自主意识（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寡妇改嫁）、自立精神（如林太太冲破封建的妇道规范，为了自己的快活，把情夫请进家中）。由虚化自我到高扬自我，以自我为中心采取行动，一切为了自我的享乐，一切都为突出自我，这是人的自我与个性觉醒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是个性解放的标志。

    因而，《金瓶梅》中的自由较之此前的自由观更多地具有自我意识与个性解放的时代人文精神。这正是它的进步性的体现。

    以上这一切，既有传统文化自由观的影响，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精神也密切相关。作家所处的明代，一方面是政治极其黑暗、社会奢靡成风、程朱理学盛行，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繁荣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了大批的市民阶层。

    正是市民阶层的出现，带来了文化的新气象。此前，中国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文人所体现出来的“士文化”。这种士文化是儒家修身养性进而齐家治国的具体化，它要求人们循礼守法，崇俭尚贫，正襟危坐，克制欲念，它否定人有追求欲望与发展个性的权利，在压制人的各种欲望的前提下，更多地指向精神的道德与追求，因而形成了“士文化”封闭、内向的心理性格，无法对自由进行追求与思考。

    而市民阶级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所受教育不多，儒家文化对其影响不是太大，他们不追求修身养性，所以毫无束缚，能放开手脚，自在大胆地追求物欲的满足，一时间，便出现了填平欲壑的无尽无休的冒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正是如此：“西门庆之所以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暴发户，都是靠了金钱支配一切的心理”，“我国传统的封建道德观念是义重于山，反对见利忘义，而西门庆的心理恰恰是只看重利，唯利是图，连夫妇关系都受金钱关系的支配”。这种冒险风气影响到接近市民的那些士大夫们，再加上禅悦之风兴起，于是导致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化，人们开始冲破传统的封闭内向心理，变得豪爽开放，甚至尽情放纵起来。张扬个性、解放思想的运动应运而生。李贽、徐渭是这一运动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两面旗帜。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痛斥程朱理学，大倡“童心说”，高喊“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私者，人之心也，人心有私而后其心乃见……

    此自然至理，必至之符”，提出“好货好色与民同乐，邪道而归正也，天机只在嗜欲中”，充分肯定了人的个性价值及人欲的追求与满足。徐渭则以自己的叛逆思想和不合时俗的怪异，把高扬个性付诸行动。在这种思潮中，哲学家们鼓吹：“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安逸，性也”（何心隐），“人之好贪财色，皆自性生，而一时之所为，实天机之发不可壅阏之”（颜山农），文学家们狂呼：“天地间惟声色，人安能不溺之”（李梦阳），袁宏道更是提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而真人必须了解人生的五种快乐——其一是感官欲望的满足：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淡，二是占有财货，荣华富贵……

    这种思潮以快乐论代替了程朱理学的克己论，以感性冲动突破了理性结构，公开承认人的情欲和功利思想是人的本性，表现了对尘世的热恋和自我实现的执著追求，呈现出感性的复苏、主体从外在规范复归于内在情欲的生机，显得真诚执著，既合理又现实。

    这种主张个性自由、号召情感解放、追求人生享乐的思潮，导致了社会心理的重大变化，从而滋生出与传统规范大相径庭的种种生活方式：“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社会上的有闲阶级，更承风导流，夜以继日，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笙歌软舞，穷极奢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公然宣称：“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是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固然反映了他那钱可通神的市侩哲学和十足的淫棍灵魂，更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明代的这股享乐浪潮。但这种风潮漫无节制的发展必然带来许多不良后果。

    正是有鉴于这种风潮的不良后果，正是在高扬个性的基础上，形成了《金瓶梅》乃至明代自由观的新特征——对自由的反思。如前所述，明以前的自由观，基本上是对自由的追求。到了明代，由于个性的高扬、经济的发展、自由的泛滥，有识之士开始对自由进行颇为深入的反思，诞生了反思自由的两部杰作：《西游记》和《金瓶梅》。

    《西游记》主要对自由的限度与规范进行深刻反思。作者饱含感情地以生花妙笔描写了天地之精气生成的石猴孙悟空，力求摆脱生死轮回，获得性命的自由，而探索洞府，求仙访道，大闹地府，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领袖欲，声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不仅要领袖群猴，而且要做天地的主人。为此，他大闹龙宫，甚至不顾现存的封建秩序而大闹天宫。这些，集中地体现了人要求冲破一切自然界和社会制度方面的束缚而追求自由的愿望。这种追求自由的愿望，正是当时乃至历史上人们各种欲望与追求的生动体现。问题是，这种自由如果无限制地扩展，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势必天下大乱，不堪设想。于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对自由进行了高度哲学化的探讨。他认为，为了维护世界的秩序、社会的安定，必须对人的各种欲望与冲动作一定的约束。

    他写到这个上天入地、冲决一切罗网的孙悟空，被佛祖如来压在五行山下，并且被观音菩萨戴上了紧箍帽。这个紧箍帽，不仅是宗教佛法的体现，也是尘世伦理道德的代表——礼法的体现，专用于约束自由的野性。这样，作家便前所未有地探讨了自由的伦理与逻辑：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世上不可能存在那种冲决一切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约束下去获取自由，才会成功。作家进一步写到，为了摆脱五行山的束压，孙悟空皈依了佛教，一路保唐僧取经，但他保持着自由的天性，时而取笑如来是“妖怪的外甥”，时而轻谑观音“该他一世无夫”，时而对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天兵天将大加戏侮，在降妖伏魔中则智计百出，积极主动，最后取得真经，终成正果，得到了解脱和自由，充分体现了他那富于野性、追求自由的个性价值。这种自由，是个性高扬、战胜一切的自由，只不过，它是在“紧箍帽”的控制下实现的，这就鲜明地显示了：具有一定约束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能取得正果。

    《西游记》以神话、怪诞的形式表达了对自由的追求及其应有的限度，《金瓶梅》则以日常、现实的方式表达了追求自由的哲学意义。作者对自由进行了高度哲学化的思索，认为对自由的过度追求，必然导致自由的丧失，导致追求者的毁灭。在欲望的阶梯上爬得越高，跌得就越惨，到达欲望顶峰的人，跌入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西门庆一生竭力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结果成为欲的奴隶，给各种欲望折磨得不成人形，最后只能眼看着费尽心血攒下的偌大一份家业，心想着尚未到手的钱财和女色，气喘如牛，劳顿而死。本来，对自由的追求应该使人获得充分的自由，然而过度的追求反而成为沉重的负担，成为极大的压力，最终导致自由的丧失和追求者的毁灭。

    当然，这里的自由只是“摆脱……而自由”，而非“为了……而自由”。为了体现这种哲学化的思考，作者一方面对那种冲破种种限制与束缚、无所顾忌的自由——表现为如火如狂的性欲、无休无止的食欲、铺天盖地的金钱欲，颇为欣赏地进行了有声有色、津津有味、细入毫末的描写，另一方面又试图对之加以约束。在当时，传统文化的禁欲已畸变为纵欲，肯定人欲则成为张扬个体的官能享受，在强调人对自由的追求（各种欲望的极大满足）时往往否定人的社会性和必要的文明规范。因此，当低层次的本能欲望（享乐、生存）无限度地膨胀扩大时，这种缺乏崇高目的的自由便宣告完蛋。作者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在情节安排上生动地体现出来，如西门庆肆无忌惮地追求女色，漫无节制地进行性的发泄，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权势，毫无限度地大吃大喝，结果，正当盛年，便纵欲而亡，李瓶儿、庞春梅也是尽情纵欲，结果死于纵欲。潘金莲是个一向颇为机警伶俐，善于保护自己的女人，但她是个性欲狂，最后色迷心窍，居然“性”令智昏地愿嫁武松，结果只因这一念之差而死于非命。

    追求自由无疑是必须肯定、赞扬的，过分追求的后果又十分令人忧虑，对此，作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提不出什么新的解决方法——正如《西游记》一样，只能又转向传统，借来旧的道德伦理。于是，小说出现了极为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对拼命追求自由的津津乐道、不厌其详的描写，一方面，又充满道学的公开指责与说教。如小说一开卷，就有酒色财气《四贪词》，正文第一回又以《眼儿媚》词为缘起写了一段长长的入话，用情色来警劝世人，在长达百回的行文中，也时时不忘说教，小说结尾更是与开头呼应的一首道德教训十分明显的七言诗。作者正是希望通过情节的安排和陈旧的道德说教来对自由的追求进行约束。这种现象正好表现了作者对自由的哲学化思考。

    综上所述，《金瓶梅》中对自由的追求既是中国传统自由观的必然发展与体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社会风潮的再现，而小说中对传统自由观的反思，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并且因了这种反思，《金瓶梅》达到了中国古代自由观难得的高度。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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