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肖、方丽娜

    唐宋是一个人文竞秀、思想活跃的时代，也是一个命运多蹇、灾难深重的时期。宦官专政、朋党之争、藩镇割据、农民起义是唐朝多灾多难的表面原因，而频繁的水灾、虫灾、火灾、震灾、冰雪灾害则是导致朝代更替的深层原因。宋朝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它外有游牧民族的侵扰，内有冗官、冗兵、冗费的困扰。旱灾、雪灾、兵灾如影相随，交相侵袭，使宋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苦苦挣扎，艰难生存。面对残破的山河、罹难的百姓，一大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针砭时弊，体察民情，创造性地提出减灾救荒的具体办法，并形成了系统而缜密的救灾思想，特别是“救灾活民之术”的形成，显示了唐宋两代在处理流民、瘟疫、灾区物价等方面的经济智慧。

    一、唐宋时期的灾荒分析

    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军队激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唐军大败，此后唐朝开始衰落，这恰好处于季风异常的少雨干旱期。德国科学家豪格因此认为，是长期干旱和夏季少雨导致谷物连年歉收，激起农民起义，最终导致唐朝在907年灭亡。中国国家气象中心的首席古气候科学家张德二也在《自然》上发表文章，认为唐朝灭亡前的最后三十年处于多雨时段而不是干旱阶段。唐代后期，气候开始由温暖转为湿冷，寒冬和雨灾相继到来，有时春秋两季也出现霜雪冻坏庄稼的现象。《资治通鉴》记载的淫雨，长达六十余日。

    其实，无论气候是冷还是暖，灾害天气的增多，自然灾害诱发人祸发生，却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宋人朱弁所言：“秦多徭役，而刘、项起于徒中；唐不恤民，黄巢起于饥岁。”公元751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对于唐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在这一年前后，唐朝军队连打三场大败仗，损失惨重。天宝十年（751年）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伐南诏，“与阁罗凤战，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在北方，“安禄山屡诱奚、契丹，伪设会，饮以莨菪酒（毒酒），醉而坑之，动数千人，函其酋长之首以献，前后数四。”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安禄山将三道（幽州、平卢、河东）兵六万以讨契丹，以奚二千为向导，过平卢千余里。……奚复叛，与契丹合，夹击唐兵，杀伤殆尽。”也是在这一年，高仙芝以石国国王“无藩臣礼”，带兵征伐，悉杀其老弱……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名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余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适逢顶帆风。”也是在这一年，陕郡运粮船队失火，烧坏米船二百余艘，死人五百余名。广陵郡刮起大风，潮水覆船数千艘。丙辰，京城武库发生火灾，烧毁器械四十七万件。这年秋天，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

    经过这几次大灾大难的摧残，大唐王朝已经是外强中干，徒有其表了，熟知王朝内幕的安禄山在四年之后发动叛乱，可谓是处心积虑，早有准备。

    从历史记载看，唐朝的自然灾害主要表现为水灾、虫灾、火灾，其中水灾造成的损失尤为巨大。例如总章二年，括州暴雨，死9070人，损失牛500头，淹没农田4496顷。

    贞元八年，河南、荆南、淮南四十余州大雨，平地积水两丈，溺死两万余人。笔者对《旧唐书·五行志》灾害记录进行不完全统计，发现唐朝记录在案的水灾有48次，火灾16次，地震33次，旱灾5次，冰雪灾害4次，风灾3次，虫灾11次。其中，水灾次数较多、危害较大，特别是开元五年，关中的精锐部队到营州讨伐契丹，走到河南渑池的阙门，军队在河谷地带安营扎寨，突遇山洪暴发，一次死亡两万余人，这是唐朝水灾一次死亡最多的记录。唐朝的地震灾害次数虽然有33次之多，但造成的损失不大，最多损失几百人。唐朝的旱灾一般与虫灾相伴而生，旱灾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虫灾，次数不多，危害极大，经常引起物价飞涨，饥馑流行，饿殍遍野。唐朝的火灾次数远非记录的16次，实际损失也比较大。大和二年十一月甲辰，宫廷中的昭德寺发生火灾，蔓延到宣政东垣及门下省，烧死宫人数百人。大和四年三月，陈州、许州发生大火，烧毁民宅万余家。十月，浙西大火。十一月，扬州海陵大火。八年三月，扬州大火，烧毁民宅民舍上千间。五月己巳，飞龙神驹中厩发生大火。十月，扬州街市发生火灾，烧毁民舍数千间。十二月，禁中昭成寺大火。开成二年六月，徐州发生大火，延烧民居三百余家。

    开成四年十二月乙卯，乾陵大火。丁丑晦，扬州街市发生火灾，烧毁民舍数千家。会昌元年五月，潞州市场发生火灾。会昌三年六月，西内神龙寺大火；万年县东市发生大火，焚庐舍甚众。会昌六年八月，安葬唐武宗，辛未，灵驾行到三原县，夜里突起大风，行宫发生大火。乾符四年十月，东都洛阳圣善寺发生大火。由此看见，当时简陋的木质建筑，极容易引发大火，灾害损失也十分惊人。

    与唐朝相比，宋代的气候趋于干冷，降水较少，雨灾、雪灾、冻灾并不明显，而旱灾、饥馑、震灾、兵灾、河堤决口造成的损失尤为严重。查阅《宋史·五行志》，发现两宋的水灾损失，少则死亡几十人，多则数千人，数量比唐朝有明显下降。例如太平兴国七年三月，京兆府渭水涨，溺死54人。长林县山水暴涨，坏民舍51区，死亡56人。淳化二年，河南府洛水涨，坏丰饶务官舍、民庐，死者240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发生在淳祐二年，建宁府、严、衢、婺、信、台等地发生水灾，冒城郭，漂室庐，死亡数千人。真正造成人员损失巨大的水灾是河堤决口、海潮，而河堤决口不少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有的是河堤年久失修造成的，有的是交战双方自掘河堤，冲淹敌方城市造成的。特别是黄河多次决堤，导致黄河和海河的入海通道被堵塞，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就出现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不雨旱灾”的恶性循环。太平兴国二年六月，孟州河溢，坏温县堤七十余步，郑州坏荥泽县宁王村堤三十余步，又涨于澶州，坏英公村堤三十步。

    开封府汴水溢，坏大宁堤，浸害民田。淳熙元年七月壬寅、癸卯，钱塘大风涛，决临安府江堤一千六百六十余丈，漂居民六百三十余家，仁和县濒江二乡坏田圃。特别是政和七年（1117年），“瀛、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余万。”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数字显然有夸大之嫌，因为沧州是宋朝北方的边城，人口最多时也就十几万，不可能一下子造成死亡百余万人的世界纪录。据国民政府统计：1938年的黄河大决口实属千古未有的世界之最，此次决堤淹没土地2.9万平方公里，受灾人数1200万，死亡人数89万，逃离家园390万。由此推断，宋代的河堤决口的死亡人数，绝对不可能超过百万。

    宋代的饥馑，主要是气候干旱、降水减少、农作物减产造成的。建炎元年，汴京大饥，米升钱三百，一鼠值数百钱，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建炎三年，山东郡国大饥，人相食。时金人陷京东诸郡，民聚为盗，至车载干尸为粮。绍兴元年，行在、越州及东南诸路郡国饥。淮南、京东西民流常州、平江府者多殍死。绍兴二年春，两浙、福建饥，米斗千钱。时军饷繁急，民益艰食。绍兴三年，吉、郴、道州、桂阳监饥。绍兴五年，湖南大饥，殍死、流亡者众。夏，潼川路饥，米斗二千，人食糟糠。兴元饥，民流于果、阆。秋，温、处州饥。六年春，浙东、福建饥，湖南、江西大饥，殍死甚众，民多流徙，郡邑盗起。夏，蜀亦大饥，米斗二千，利路倍之，道殣枕藉。造成宋代人口锐减的大灾害，无疑要数1127年发生的“靖康之难”。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唐初，贼朱粲以人为粮，置捣磨塞，谓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览前史，为之伤叹。而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相互食，人肉之价贱如犬豕。壮者一枚不过十五斤驱，暴以为腊……男子、妇女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双脚羊’。唐止朱粲一军，今数百倍于前。”

    二、唐宋时期的救灾活民之术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认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唐宋是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高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雇佣劳动开始出现，市场因素成为影响经济社会的重要因素。所以，唐宋社会的救灾行动，不仅有实践、有理论，而且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救灾活民之术”，它包括减灾救荒的具体办法，处理灾后物价、剩余劳动力的轻重之术，掌控物价的快速反应机制。

    一是救灾防灾之术。以化解虫灾为例，唐宋以前，人们消灭害虫，大多采用捕击、掘沟等方法捕杀，效率很低。从唐宋开始，出现了生物防治、掘种防治、火光诱杀等先进方法。生物防治就是利用害虫的天敌，来消灭各种农作物病虫害，唐人刘恂《岭表录异》就记载有防治柑橘病虫害的办法；掘种防治，就是挖掘蝗卵或捕灭幼蝗，以期斩草除根，防患于未然；火光诱杀，是利用昆虫对光的敏感性，在晚上生起篝火，以此来捕杀害虫。在饥民救助方面，唐宋的救灾措施也很有特点，他们不仅设置义仓、常平仓，在灾荒发生时，开仓放粮，平抑物价，而且进行生产自救，打井种树，恢复生态环境。官府要定期考察灾区的生产恢复情况，对于那些积德行善、救助灾民的富人，官府要“宠以爵袟”，大加奖励。在长期的救灾实践中，他们还摸索出防治水灾、瘟疫、抗击风暴的技术。《独醒杂志》卷三《刘彝治水》记载：“刘彝以论治水见称，后治郡，率能兴水利。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梦溪笔谈》卷二十五《杂志二》还记载了江淮一带的富商大贾，运用气象变化知识，有效抗击风暴的经历。国子博士李元规云：“平生游江湖，未尝遇风，用此术。”

    二是形成了一整套控制灾区物价的经济思想和运行机制。唐宋以前的灾区物价调控，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实行严厉的限价措施，结果是物价不降反升，一斗米卖到上千文，一只老鼠价值数百文。物价控制越严厉，越会造成市场紧缺，无物可卖。唐宋政府于是改变了过去一味地限制物价、大力增加政府赈灾投入的习惯做法，而是建立掌控物价指数变化的信息系统，运用价值规律、价格杠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用相对较高的物价吸引周边物资的流入，把被动的政府行为变为主动的市场行为。例如刘晏刚上任时，正值兵戈之后，“中外艰食，京师米价斗至一千，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刘晏充分运用“轻重之术”，实现了“人不加赋，所入仍旧，议者称其能。自诸道巡院距京师，重价募疾足，置递相望，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得其术矣。”在宋代，地方官员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不仅可以“亟取官府之物”，租借给灾民，而且可以“先发官廪，先赈而后奏”，在第一时间解决灾民的燃眉之急。

    三是控制灾民暴乱的社会管理机制。自然灾害发生后，政府最头痛的问题，一方面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是灾民的就业问题。灾民没有饭吃，没有事做，不是四处流荡，寻找活路，就是抢劫食物，杀富济贫，很容易引发社会恐慌。特别是庞大的流民队伍，带着瘟疫病毒到处流浪，很可能导致灾难蔓延。唐宋时期的做法是，首先让财大气粗的寺庙地主，大兴土木，出资出物，大量雇用剩余劳动力，既解决了寺庙地主手里沉淀的呆滞资金问题，又让颠沛流离的灾民找到了谋生的活路。同时又让富商大贾出钱出物，兴办大规模的龙舟比赛，缓解灾难危机时期人们烦躁的情绪，刺激富人消费，推动生产恢复和经济增长。据沈括的《梦溪笔谈》卷十一《皇佑中吴中大饥》记载：“吴中大饥，殍馑枕路，是时范文正领浙西，发粟及募民存饷，为术备甚。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希文（范仲淹又称范希文）乃纵民竞渡，太守日出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港出游。又召诸寺属首谕之曰：‘岁饥，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于是，诸寺工作鼎兴。又新廒仓吏舍，日役千夫。监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文正乃自条叙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是岁，两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这段材料说明，范仲淹的恤荒新政很有成效，既解决了灾民的流徙问题，又繁荣了地方经济，解决了灾民的吃饭问题。

    因此，每当一个地方出现自然灾害，老百姓难以生存的时候，官府就兴办公共工程，刺激消费，解决灾民的就业问题。同时还大量募兵，扩充军队，防止灾民暴动。因为，“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这种化灾民为士兵、化干戈为玉帛的做法，正是宋朝农民起义较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庆历年间，宋军总人数高达125万之多，军事开支十分庞大。这样庞大的支出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饥民起义带来的社会风险，发挥了社会保障的作用，是政府在为国家由农业社会转向工商业社会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以赤字经济的手段来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方法，很有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色彩。政府解决灾害问题比较有诚意，不滥杀无辜。老百姓在灾难之际的表现，也相对更有理性。例如：“（李）顺初起，悉招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录用材能，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时两蜀大饥，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

    三、对唐宋“救灾活民之术”的几点评价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先生也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作为封建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政治制度的成熟、文化制度的完善、人才选拔制度的进步，使唐宋社会形成了富裕风流、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和人文竞秀的文化境界。开放流畅的中外文化交流，自由开朗的仕进方式，自由自在的言论条件，使整个社会氤氲着一种恢弘自豪、开朗奔放的气氛。博大恢弘的盛唐气象、关注民生的宋代人文精神，演绎出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智慧。唐宋的“救灾活民之术”，作为这个伟大时代的思想精华和民本理念的集中体现，不仅超越了封建伦理的理想境界，而且孕育了部分资本主义精神。其创新之处表现为：

    其一，把忧患意识融汇在救荒活民之术当中，形成了珍重生命、关注民生、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唐代名医孙思邈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智愚，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他们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远大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忠实地兑现自己的人生承诺。戴复古《庚子荐饥》写宋理宗时浙东荒年，百姓“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体现了他对饥民命运的关心，对生命的怜惜。孙因《蝗虫辞》以蝗虫喻指吸吮人民血汗的达官贵人，说：“牟人之利以厌己之欲者，食人之食而误人之国者”，犹如蝗虫，“蝗日益盛，民日益病，蝗日益硕，而民日益瘠”，揭示天灾之后的人祸因素。这些救灾活民思想，有的直言不讳议论英发，有的借古讽今立意深远，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昏庸的统治者，抒发了他们珍重生命、关注民生、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他们在政治上一旦有了施展自己抱负和才华的机会，则积极建言献策，以图变革自强。自初唐以来，当时社会不断出现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政治主张，连续涌动振刷衰运、变革政治的思潮，汇聚成卓尔不群的经济思想。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到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中兴之论、光复之谋，无不荡漾着唐宋士人不墨守成规、不安于凝滞的爱民之风和济世之论。

    其二是实现了“消极救灾、防灾论”向“积极救灾、防灾论”的转化，提高了防范自然灾害的主观能动性。过去人们认为自然灾害是“天谴”，是上天对人类作恶多端的报应。每当旱灾持续、蝗灾流行，老百姓和地方官不是烧香拜佛，祈求神虫离境，就是祭拜天地，祈降甘霖。唐朝初年，京畿一带发生蝗灾。李世民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正是李世民第一个吃蝗虫，才打破了人们对蝗虫的迷信心理，开始抛弃了过去消极的救灾防灾理念，走向求新求变的“积极救灾防灾”观念的创新。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王安石，第一次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革主张，体现了王安石人定胜天、通过社会变革解决天灾人祸的思想方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大力推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免行法等，提出一整套彻底解决宋代社会“积弱积贫”问题的改革方案，但由于受到人们的误解和贪官污吏的阻挠，这些救灾活民思想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熙宁七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尽管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但他变革社会的大胆尝试，无疑为后来的改革者提供了经验教训。从唐太宗吞虫、姚崇捕蝗，到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种“以人胜天”的精神理念，体现了中国人民百折不挠、争取胜利的顽强意志。

    其三，唐朝刘晏建立的灾害信息快速反馈机制、宋朝范仲淹推行的恤荒新政，是唐宋一代知识分子探求经国济世之道，开拓救灾活民之术的最高体现。通过这种信息快速反馈系统，政府官员足不出户，就能实现“属吏在千里外，奉教如目前。四方水旱，及军府纤芥，莫不先知焉”。有了可靠、真实的信息反馈，政府决策才能有的放矢。

    以至于刘晏死后二十年，唐朝依然沿用他的管理方法和经济调控政策，刘晏的门生故吏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相继分掌财赋，治理国家，维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充满天才想象力的管理思想和经济智慧，即使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时代，依然有它独特的魅力。

    范仲淹推行的恤荒新政，不仅形式新颖、措施有力，而且兼顾到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把灾民的经济救助、心理安慰有机地结合起来，非常酷似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兴办公共工程的具体做法。既不增加人民负担，又消化了闲散资金，刺激了经济消费，使衰退的经济很快走出萧条，出现复苏。这种恤荒新政，在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李肖为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方丽娜为北方工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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