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宝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视觉（艺术）成为法国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梅洛·庞蒂、萨特、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利奥塔、德勒兹等人都从各自的角度深刻地论述了视觉问题，先后发表了《眼与心》（梅洛·庞蒂著，1964年）、《词与物》（福柯著，1966年）和《这不是一支烟斗》（福柯著，1968年）、《话语，形象》（利奥塔著，1971年）、《绘画中的真理》（德里达著，1978年）、《感觉的逻辑》（德勒兹著，1981年）等著作，成为20世纪法国最引人注目的哲学景观之一。其中福柯的视觉思想极为独特，他以其敏锐的哲学视角和华丽的叙述语言向我们展示了视觉与话语、身体、知识、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为我们研究视觉文化诸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对我们深入地研究当代文化中的视觉化问题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

    视觉问题在福柯的哲学体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大多以视觉或视觉化的场景和形象开头或结尾，遍布各种图表和插图，竭力追求一种“视觉风格”（visualcharacter），“从视觉到视觉展开”，这成为福柯著作的突出特点之一。《古典时代疯狂史》和《词与物》分别从“疯人船”形象和委拉斯开兹的《宫娥》进入了他的哲学思考，以生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错综复杂的视觉世界；《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规训与惩罚》以其极具视觉效果的叙述语言开篇，前者描述了代表古典分类医学与现代临床医学的两个代表性病例，后者描绘了弑君失败者达米安行刑的惨烈场面。福柯如此沉湎于视觉，犹如一个画家创作了一部部充满诗情画意的哲学著作，以至于德勒兹称他是一个“观看者”（voyant），“只有在同时基于对观看的热情，福柯才会感到陈述及发现他人陈述时所带来的乐趣：定义福柯自己的首要之物是声音，再加上眼睛；眼睛，加上声音”。由此德勒兹认为福柯的著作总是贯穿着“可视”与“可述”两条线索，具体可描述为物与词、看与说、可视性平面与可读性场面、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表达形式与内容形式等，实际上就是福柯的视觉与话语问题。

    在福柯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观看方式与言说方式，时代发生变化，观看方式与言说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知识是每个时代的基本单位之一，分布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并由可视与可视的组合而界定。因而，福柯考古学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像鲁塞尔那样“打开词汇、句子与命题”，寻找每个时代的陈述；另一方面要从所观看事物之中发现每个时代的可视性与“自明性”。换言之，福柯也是一名“视觉考古学家”，“福柯的目的是向我们表明，关于某一时代建构可见与不可见关系、可视与可述关系的方式，什么是与众不同的”。

    首先，视觉与话语是异质性的，不存在同构关系和对应性。《知识考古学》区分了作为话语实践的陈述与非话语实践的可视性，赋予陈述以无比的优位性，可视性作为一种否定形式被置放于陈述场域的空间之中。即使如此，可视性依旧与陈述保持着不可化约性，有其自身存在的先决条件和要素，光线的存在使可视性变得可视、可感，正如语言的存在使陈述变得可述、可说或可读。陈述有其言说对象，可视性亦有其自身内容，两者之间没有共同形式和内容。福柯在《宫娥》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语言和绘画的关系是一种无限的关系，并不是说词语的不完善，或者面对可视事物时，词语不可克服它们的不充足性。也不能归结为其他的原因——只说我们看到某某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看的东西永远不会蛰伏于所说的东西之中。”

    显然语言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非关系”，两者是不相容的。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我们看到收容机构作为疯狂的可视性形式，并非源自于医学；而医学作为非理性陈述的表达形式，早将其诊断内容扩展到疗养院之外；同时以博斯、勃鲁盖尔、第艾里·布特、丢勒为代表的绘画与以布兰特、伊拉斯谟为代表的诗歌分别代表了疯狂的形象世界与陈述场域，“宇宙观形象与道德反思运动之间，悲剧性元素和批判性元素之间，今后将要渐行渐远。在疯狂深沉的统一体之中，打开了一道永远不会合拢的裂痕”。《规训与惩罚》也有精彩分析，作为可视性的监狱亦非源自作为表达形式的刑法，而刑法则不断地生产独立于监狱的陈述，作为可视性的监狱与作为陈述的刑法之间没有关系，也没有转化与生成的可能。“但一旦词汇与事物被打开，陈述与可视性被发现后，话语与视觉便被提升到较高等的运作中，即‘先验运作’，因而话语与视觉都各自达到自身之极限，并以此为界，可视仅可能被看，可述仅可能被说……它拥有不对称的画面：盲目的话语与无声的视觉。”

    其次，视觉与话语之间总是存在着裂痕、冲突、矛盾与缠扭，可视性与陈述如搏斗般扭成一团，相互渗透、相互驱使与相互掳获。《这不是一支烟斗》主要以《形象的叛逆》和《双重之谜》为出发点论述了马格里特的“图形文”（calligram）艺术，详细地描述了可视性与陈述之间的搏斗之过程，“这不是一支烟斗”是陈述，而“烟斗”图形是一个可视性的形象，两者之间相互否定，相互缠扭。福柯显然接受莱辛关于绘画和诗歌理论的影响，将《形象的叛逆》描绘为两军对垒的局势：“我们必须接受在图像与文本之间的一系列纵横交错——或者相互攻击、射向对方的箭、挖对方的墙角、长矛的刺杀、伤亡、战斗。”马格里特似乎追问“图”与“文”是否存在着一个共同空间，“图”与“文”能否和平共处？福柯以克里和康定斯基与马格里特进行对比，发现克里虽然推翻了图文的共同空间，但还是耐心地建构一个既无名称又无几何形态的空间，而马格里特却以语词掏挖空间，暗中破坏空间，于是，像古老的金字塔一般牢固的透视结构从此变成一个即将倒塌的“鼹鼠窝”；康定斯基把绘画从相似性和确认性中解放出来，马格里特切断了相似与确认之间的联系，并在它们之间建立了新的不平等性。由此传统的再现原则彻底失效，陈述与形象之间不能相互指称、描绘、命名与分类，它们没有共同的领域，也没有会合的场所，或者说它们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空间，“没有任何场面能够充当它们的共同场所”，是一种“非场所”。

    最后，视觉与话语之间走向了多样性的关系。自发表《尼采、谱系学、历史》之后，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或力量关系呈散点式漫射，在可视性的感受性与陈述的自发性这两种不可化约的形式之间蠢蠢欲动，蓄势待发，并向“第三种多样性”发展。“陈述只在话语的多样性中存在，而可视性则只在非话语的多样性中存在，而且这两种的多样性开启于第三种多样性上，即力量关系的多样性，一种漫射的多样性，它不再由前两者通过，而且是自所有二元化形式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动态的、逃逸的、漫射的力量关系，《规训与惩罚》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一点，权力关系漫射于规训社会的各个角落，可视性的场域处处可见——监狱、军营、学校、医院、家庭等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同时关于规训与惩罚的陈述也日益多样性，包括刑法、纪律、规定等等。这种力量关系总是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使视觉与话语成为一种“非关系”，场所也成为一种“非场所”。

    二

    身体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哲学的重要议题之一，这与法国思想界重现发现尼采密切相关，正是尼采使许多哲学家纷纷转向身体，体验身体，洞察身体，审视身体，希冀开辟哲学新的问题域。在众多思想理论中，福柯从视觉的角度切入对身体观念的审视，关注现代视觉机制是如何将不可见的身体转变成为可见的身体的。福柯通过考察医学凝视与身体的关系、监狱机制与身体的关系发展了尼采的谱系学思想，由此现代社会实现了从凝视的目光到规训的身体转变，彻底沦为“规训社会”。

    《临床医学的诞生》的副标题曾是“凝视的考古学”，论述的是“观看的行为——凝视（gaze）”，后来鉴于陈述与可视性之间的优位性问题才改为“医学感知考古学”。

    不管副标题如何改变，视觉与身体的关系是《临床医学的诞生》的核心主题，“凝视”始终是福柯思考的中心。在福柯看来，可见性的变化是古典分类医学的语言阐释模式向现代临床医学的话语系统转变的重要标志。古典分类医学是以林奈的生物分类方法对疾病进行分类，关注疾病本身，而非人的身体，着重探讨疾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分布。古典分类医学认为疾病与身体没有必然的关系，身体在疾病分类范畴之中无处容身，反而成为我们认识疾病的障碍。分类医学必然需要语言学的解释模式，必然涉及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现代临床医学完全抛弃了“所指的结构分析”，诉诸“话语类型的分析”，“不仅疾病的名称，系统分类也发生了变化，而且应用于病人身体的基本感知符码，观察对象的领域，医生凝视穿越了身体的表面和深层，这种凝视的整个指向系统也都发生了变化”。现代临床医学转向了“一个稳定可见性的世界”，将人体黑暗的内部全部敞开，身体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根本不可见的东西突然呈现给凝视的目光”，“至高无上的理性之光以其威严的暴力形式结束了特权知识有限的黑暗王国，建立起一览无余的凝视帝国”。不可见的身体变为可感的、可见的，由此身体变成了三维的立体空间，成为清晰可见的视觉空间。现代临床医学在福柯看来是“第一个关于个人的科学话语”，它与《词与物》所分析的语言学、经济学、生物学一样，都是围绕“有限的人”建构起来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临床医学的诞生》不仅是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附录”，又是《词与物》的“导论”。

    如果说《临床医学的诞生》是“凝视的目光”观看“可解剖的身体”，那么《规训与惩罚》不仅涵盖了“可解剖的身体”，而且还提出了“可规训的身体”，标志福柯从考古学阶段转向谱系学阶段，从“可解剖的身体”转向“可规训的身体”，并将权力、知识与身体有机联系起来，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谱系学作为来源分析，处于身体与历史的衔接之处，它展示身体，身体总是打上历史的印记，并展现历史破坏身体。”更重要的是权力粉墨登场，斗争与反抗，对峙与倾轧，参与了视觉与身体的实际运作。关于这一点，《临床医学的诞生》曾有所提及：“18世纪末，观看就在于将其最大的身体不透明性留给经验；闭锁于事物自身内部的坚实性、晦暗性和密集性，拥有真理的力量，并非因为光线，而是由于缓慢的凝视依靠自身的光扫视它们、包围它们，逐渐进入它们。位居事物幽暗核心的真理，悖论般地，与那种将事物转暗为明的经验凝视的最高权力联系在一起。”凝视之光开启了不可见的身体，将不可见的身体从“幽暗变得敞亮”，由此构建了不可化简的现代人，由此医学的凝视开始了对身体的视觉规训，与权力纠结在一起，“权力之眼”开始了一场疯狂而又冒险的行动。

    《规训与惩罚》探讨了“微观权力物理学”，身体成为权力关系运作与实施的重要对象，各种规训技术与惩罚措施，诸如“时间表”、“层层监视”、各种检查等等，微妙地作用于身体，成为“身体的政治技术”。这些规训技术与惩罚措施广泛地实施于医院、监狱、学校、工厂、军营等机构，“病人”、“囚犯”、“学生”、“工人”、“士兵”也是规训技术的产物。由此，身体在权力的运作与实施下变成被操纵的、被塑造的、被规训的，“人是机器”的隐喻在两个领域同时展开，一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与政治领域”，后者“是由一整套规定和与军队、学校和医院相关的，控制或矫正身体运作的，经验的和计算的方法构成”，这样“可解剖的身体”与“可操纵的身体”结合起来，“规训社会”由此而形成。

    福柯以英国哲学家边沁精心设计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作为现代社会的形象隐喻，系统地阐释了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训权力”。首先，“全景敞视监狱”是现代规训技术的完美体现，通过特定的空间分布与光线安排，从而具有神奇的规训功能。

    根据福柯的分析，“全景敞视监狱”具有特殊的“隔离功能”、“监视功能”和“实验功能”。隔离功能是指“全景敞视监狱”设计了众多像小笼子一样的小囚室，将囚犯彼此隔离开来，防止囚犯之间的冲突与串通谋反，从而对每名囚犯实现有针对性的规训；监视功能通过充足的光线和监视的目光监督着囚犯身体的任何举动，不断地使囚犯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从而转化为囚犯的自我见识与反思；实验功能通过实验各种规训技术和惩罚技术，寻求最有效的规训方法，并进行广泛的推广与应用。其次，“全景敞视监狱”体现了启蒙运动以来的可见性原则。“在一个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关注的原则。”从医院到国家机构、从家庭到学校、从工厂到军营，处处都体现了可见性原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

    panopticism一词源自panopticon，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新词，这个词的词根系希腊词optikon，相当于optic，意思是“眼睛的、视觉的、光学的”。“全景敞视监狱”与眼睛、视觉或光线密切相关，或者说是一座围绕视觉而构建的监狱，是一个权力参与运作的、有关眼睛与身体的视觉空间，充分体现了可见性原则。可见性就像一个“捕捉器”，使身体处于光天化日之下，成为监视的对象和操控的对象。最后，“全景敞视监狱”就是一台光线、目光与身体错综交织的“视觉机器”，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集中体现在对于身体、光线、目光的某种统一分配上。“全景敞视监狱”追求的效果就是，中心瞭望塔上的监视者可以清楚地观看被监视者的任何行为，而被监视者却看不到中央瞭望塔的监视者。这样的一种视线安排和空间分布使被监视者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至于是否有监视者，谁来实施监视，这并不重要，由此监视主体只是一个可视性的位置，或者说是可视性的衍生功能。在这一点上，福柯与《宫娥》所分析的国王位置、《何谓作者？》所讨论的作者位置、《知识考古学》中所论述的主体位置是一致的，监视主体只不过是可能位置之一。这样，“全景敞视监狱”彻底成为一台没有国王而只有王位的权力运作机器，一台不依赖任何监视者的而只凭某种监视的目光安排来运作的权力机器，“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

    三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形成了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柏拉图赋予了视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众多感觉之中最高贵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五官之中，视觉对人类求知能力影响最大。启蒙思想进一步强化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企图以理性之光消除一切黑暗，照亮整个世界，可见性原则也成为启蒙思想的要素。“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本身就包含着“光”（light）之意，这也就不难理解边沁为他精心设计的监狱取名为“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的缘由，无非是实现启蒙运动的光学理想。关于这一点，福柯曾在访谈中阐释了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与启蒙理想的关系：“我要说边沁是对卢梭的补充。激励了众多革命者的卢梭式的梦想是什么呢？那是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每一部分都清晰可见，梦想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边沁既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又是其对立面。他提出了可见性问题，但是把可见性想象成完全围绕着一种充满统治性的、无所不见的凝视。他发起了普遍的可见性的计划，该计划为严酷而细致的权力服务。所以，边沁的这种实施‘全景’的权力的技术观念，是嫁接在伟大的卢梭主题之上的，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大革命的诗意的基调。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卢梭的抒情主义与边沁的执著”。由此，启蒙理想与视觉现代性实现了合谋，创造了以“全景敞视监狱”为隐喻的现代社会，“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社会，而是一个监视社会……我们不在圆形竞技场中，也不在舞台上，而是在全景敞视机器之中，受到其权力效应的干预”。

    显然，福柯对启蒙理想持有很强的批判意识，认为启蒙理想——人的解放（包括身体的解放）——依旧是个神话，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强烈批判了西方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这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反视觉中心主义的整体语境是一致的，“无论他是如何沉湎于视觉现象，他依然更多地受制于20世纪法国思想普遍存在的反视觉话语，对福柯而言，朝上的眼睛总是比凝视的帝国更好”。耐人寻味的是，福柯采取了极为巧妙的策略反对这一传统，他早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凝视”的“瞥视”（glance），这种“瞥视”是“就像一个手指那样指点着、揭发着”，就是“触探深层的食指”，更具冲击力和穿透力，更容易到达事物内部更深之处。

    实际上，福柯颠覆了视觉高贵地位，对视觉、触觉乃至听觉进行了重构，提出了“触觉般的视觉”、“听觉般的视觉”，并与视觉本身构成医学凝视的三角结构。“如此装备之后，医学凝视包含了比‘凝视’一词本身更多的内容。它将不同的感觉领域纳入一个单独的结构。视觉/触觉/听觉的三位一体划定了一个感知构造……为了不可见的空间分配，‘瞥视’成为一种复杂的组织。每个感觉器官接受了一定的工具性功能。而眼睛必然没有了最重要的功能；在‘皮肤组织和膜的开始部分’之外，视觉还能涉及什么？借助触觉，我们能确定内脏肿瘤、癌症、卵巢肿大和心脏肿大；而经由耳朵我们可以感觉到‘骨骼的断裂声、动脉瘤的辘辘声、胸部和腹部被敲打时发出的某种清晰的声音’。现在医学凝视被赋予了一种多重感知结构。这种凝视在触摸、倾听和——既非本质地也非必然地——观看。”

    后来德勒兹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也使用了“触觉般的视觉”以取代纯粹的视觉，他指出：“在绘画中，一切都是视觉性的，但是视觉至少有两种感觉。色彩主义，以它特有的手法，就是要重新赋予视觉一种触觉感觉……色彩主义的用语，不仅仅是暖色与冷色，还有‘笔触’、‘生命’、‘抓住生命力’、‘滤清’等等，都证明了视觉的这一触觉感觉。”他认为古埃及的绘画有一种触觉般的视觉，从而成为了不起的艺术；古希腊艺术通过区分层面、发明透视和引入明暗等分解了埃及人的触觉空间；古典艺术发现了纯美学的法则，使得古典表现为一种有机的、有组织的和造型的表现；拜占庭艺术取消触觉而走向纯粹视觉或者哥特艺术走向纯粹触觉都是不可取的。德勒兹认为培根的色彩主义通过结构、形象和轮廓重建了古埃及艺术的“触觉般的视觉”，也成为伟大的艺术。德勒兹最后一章提出了“眼与手”，完全不同于梅洛·庞蒂“眼与心”，强调画家就是要“抓住鲜活的事物”，“但是事实本身，这一来自手的绘画事实，构成了第三只眼，一只具有触觉的视觉的眼睛，是眼睛的触觉的视觉，是新的明亮度与清晰感。就好像从视觉上超越了视觉与触觉的双重性，而迈向了这一来自图形图表的视觉的触觉功能。”我们看到，无论是福柯还是德勒兹，他们都认识到了西方建立在“视觉中心主义”之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霸权，所以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触觉般的视觉”，“由此，像触觉这样更直接的感觉有必要疗治视觉在西方经验中的沉重负担。”

    四

    当前是一个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时代，大量的视觉图像蜂拥而至，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使人类日常生活实践比任何时代更具视觉性，而且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之物、不可视思想皆有可能转化为视觉图像，使其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由此人类日常生活完全被视觉化了，一切不具视觉性之物都予以了视觉化：科学研究的可视化、医疗诊断的视觉化、课堂教学的视觉化、新闻报道与信息处理的视觉化乃至购物中心的视觉化销售……福柯有关视觉与话语，视觉与身体，以及有关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批判等视觉理论无疑为我们思考当代文化中的视觉化问题提供了理论路径，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福柯关于视觉与话语思想对于我们思考当下“图”“文”之争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世纪之交，视觉图像大举进入各种图书，从大众通俗读物到艰涩哲学著作，图文并茂，精美纷呈，甚至出现“图压倒文”的现象。图文之争折射出当代文化的普遍视觉化，并且日趋加剧。诸多学者惊呼“图像霸权”、“图像殖民”，其实大可不必，图文之争由来已久。福柯早已指出图文之争是正常现象，两者之间是一种“非关系”，而非辩证关系。我们应走出图文之争的二元论的思维模式，洞悉图与文之间的多样性关系。

    其次，福柯关于视觉与身体的思想有益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当代视觉文化中的身体问题。在一个视觉图像和视觉消费泛滥的时代，身体也“被把握为图像”，或者说也完全被视觉化了，成为视觉图像竞相表征的对象。虽然波德里亚将“身体”描绘为“最美丽的消费品”，他深刻地指出：“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并不是主体自主意识的结果，而是依据娱乐最大化的标准原则，依据强化的工具性原则，这一原则与生产和消费的社会的编码和标准密切相关。换言之，人们管理身体，把它当做一项遗产来照料；人们把它当做社会地位众多能指之一来操纵。”这一思想与福柯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身体并没有解放，依旧是规训的、可操纵的身体，不过以更加隐蔽的审美化、视觉化策略方式运作着、实施着。当下对身体的视觉规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苗条”（slimness）。现代传媒以各种各样的“苗条”视像参与了苗条文化的建构与运作，苗条身材成为所有女人追逐的梦想，肥胖臃肿成为“他者”，遭到排斥和压制。许多女性即使饿得发慌，也要努力减肥、健身，更有甚者，忍受剧痛，花费巨资，进行美容、美体，“人造美女”由此诞生。身体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遭受全面的折磨，在某些美学法则下遭受监禁、简约与禁欲，“女性美最终又是一套规范性的、具有规训力的规矩”。

    最后，福柯反视觉中心主义的策略也为我们思考视觉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提供了参照。在一个普遍视觉化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借助福柯和德勒兹所提出的“触觉般的视觉”来拯救当代文化中不堪重负的视觉，或者如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摧毁视觉霸权，“走向一种听觉文化”。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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