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时光在生命的沙漏里，终于渐渐漏尽了。公元1962年5月19日，73岁的梅贻琦先生，不幸被死神所捕获。因为罹患癌症，在台北的台大医院，告别了人间，告别了清华，告别了爱他、他爱的亲人们和师生们。

    1889年岁末，梅贻琦出生于天津。19世纪末的中国，是个神奇的时光，社会风雨飘摇，却诞生了一大批后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那时的梅贻琦刚呱呱坠地，当然不知道百年后中国的风云激荡；更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只干了一件事，而且把这件事给干成了——把清华带成世界级的大学。

    没有梅贻琦，就没有今天的清华，就没有那样让人流连的西南联大，就没有中国教育史上曾经高耸的那一座丰碑。梅贻琦，是清华大学“永远的老校长”。他是一支红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他是一个燃灯者，灯尽油干火不灭；他是一位播火者，薪火终归要相传。

    B

    梅贻琦，字月涵。贻琦亦奇，月涵涵人。梅贻琦的先祖曾受命驻防天津卫，“天津梅氏”渐而发展成望族，“一门之内，孝友著闻”；然而到了清朝末年，梅氏家族衰落，生活陷入困顿。

    庚子之乱，梅家遭殃。1900年，11岁的梅贻琦跟随父母，一度从天津逃到保定避乱。他可能没想到，8年后的1908年，自己会到保定高等学堂求学；接着就与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结下不解之缘。

    梅贻琦是在15岁上，在亲戚朋友的资助之下，才得以进入南开学堂的。天资极其聪颖的他，学业成绩优异，颇受张伯苓校长赏识；南开学堂毕业后，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这位大一学生，次年就参加了首批留美学生的选拔考试，在47个录取学生中，他考了第6名，1909年十月“放洋至美”，赴美国吴士脱工科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

    1915年，学成归国的梅贻琦，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半年后，应清华之邀前去任教，从此他成了真正的清华人，将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清华母校。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1926年，他被全校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自此，清华完成了从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到清华大学的三级跳，当时的校长为国民政府派来的罗家伦。这年11月，因为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梅贻琦被派往美国，二度放洋，担任监督。

    始创阶段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安，不受欢迎的校长甚至连校门都进不了——师生们坚决不要那样的校长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口碑甚佳的梅贻琦，于1931年岁末奉调回国担任校长，担当了救火队队长的角色。而正是因为有了梅贻琦，清华大学从此开创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的一句名言是“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斯为清华，庐为清华，他成了当之无愧的清华第一人。

    C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梅贻琦就职演说中的一句名言。大学、大楼、大师，通过这句话中的三个关键词，梅贻琦清晰而形象地说出了三者的关系。后来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更是只有大师没有大楼，充分证明了这句话的杰出。

    那个时代的教育，正是把内在的大师放在第一位，所以培养造就了众多的大师——这大师既包括学校吸纳的教授，也包括学校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而在今天，总是把物化的大楼搁在最中心，所以几十年过去就有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对于办大学的目的，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讲得很明了：“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研究学术需要大师，造就人才也需要大师；研究学术研究出大的成果就成了大师，造就人才造就了杰出毕业生最终他会成长为大师。

    为了抵达这两个目的，梅贻琦施行的是通才教育、民主管理和学术自由。

    通才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如果说在1931年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是侧重于提出造就有用人才、注意用好人才的话，那么，在领导清华大学以及西南联大十年之后的1941年，梅贻琦在他的经典名篇《大学一解》中，清晰地揭示了“通识授受之不足”，指出大学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通才的培养，具体有赖于通识的教育，“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在今天来看，大学本科四年尤其是前一两年侧重通识教育，研究生阶段注重专识教育，已不是什么大问题，而在梅贻琦那个年代，这样的识见殊为难得。而大师显然不是依靠大学四年的通识教育所能造就的，所以，对于专才——即事业人才的培养，梅贻琦说得很清楚：“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

    好的教育理念，是造就好的大学的基础。作为一校之长，梅贻琦通过民主管理，亦即教授治校，使清华大学得以顺治、发展和兴盛。

    梅贻琦是教育的实践家，说话不多，人称之为“寡言君子”，真可谓“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梅贻琦的民主理校，用他的一句话三个字来说，就是“吾从众”，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管理体制。

    “吾从众”可不是盲从而无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用现在的一个俗词来说，就是集思广益。今日有太多的假民主，“认真听取，绝不采纳”，这样弄久了，教授们再也没有“治校”的想法和举动了。无论是管理一所学校，还是管理一个地方，还是管理一个国家，民主管理和专权管制，都是两条完全不同的理路，其效果也完全不一样。时至今日，行政化、级别化的大学校长，绝不可能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倒倒茶的”了。现在任命校长，也只有权主，而没有民主。

    梅贻琦的民主管理、教授治校，奠定了清华的校格。惜乎后来没有了梅贻琦的清华，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仅仅保留了工科院系，还真是成了专科学院了；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

    学术自由是造就大师的前提。唯有民主，才能带来自由；学术若无自由，繁荣则没希望。梅贻琦毕竟是留美归来的校长，潜移默化中受到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浸淫与洗礼。在《大学一解》里，他这样阐述学术自由：

    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今人颇有以自由主义为诟病者，是未察自由主义之真谛者也。夫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荡放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为一事。假自由之名，而行荡放之实者，斯病矣。大学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者也。以言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以言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以言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秉此三者而求其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则荡放之弊又安从而乘之？此犹仅就学者一身内在之制裁而言之耳，若自新民之需要言之，则学术自由之重要，更有不言而自明者在。

    一个文明的社会，尤其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教育，就应尽可能地为个体提供自由与发展的条件。若连学术研究、思想思考都没有自由，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自由的？

    D

    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成为人家心目中的“寡言君子”。同样是大师级的校长，和蔡元培、胡适之不一样，理工科出身的梅贻琦，不仅仅是平常说话少，而且也不太喜欢下笔千言，所以并无等身之著作。在我家的书柜上，《蔡元培全集》是长长的一排，蔚为壮观；胡适的各种文集、著作，更是汗牛充柜。除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日记，梅贻琦先生的文章目前能收集到的还不足二十万字。他的写作习惯，就是坚持不懈地认真记日记，他的字很好，思维很清晰，表达很准确，可是日记毕竟像今天的微博，以精短为特色。早年的日记稍长，而晚年在台湾的日记，大多精练至一两条、两三条微博的长度。

    梅贻琦说话不多，但出言往往幽默；梅贻琦著作不多，可思想处处闪光。与浪漫诗人胡适先生不一样，梅师贻琦的文章，非谓“花动已是满山春色”，而是集中于教育这一主题，仿佛整个山谷都是单纯而美丽的百合花。

    本书作为“现代大学校长文丛”之一，编者思忖再三，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大学之精魂》、《大学之人文》、《大学之理治》、《大学之史记》，这四个部分各有侧重，但主题词只有一个——大学，核心也只有一个——教育。大学之精魂，说的是大学的精神与灵魂，其领衔之作，就是《大学一解》以及就职演说；大学之人文，侧重于体育人文等内容，这是广义的人文概念；大学之理治，是相对具体的有关学校管理的篇章，并附录了部分规章制度；大学之史记，侧重收录梅贻琦先生的回忆性文章，尤其是抗战岁月的办学回忆，另外就是“窥斑见豹”地选录了他在西南联大若干个月的日记，以及因病停笔前最后几个月的日记。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融会贯通于各个篇章，这四个部分也是大致的划分。

    需要说明的是，梅贻琦有一两篇著作，是他提出主题、提出思想、提出框架，由“秘书”潘光旦执笔成文的。《大学一解》就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夜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拟就的文稿；1943年的《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同样是由梅贻琦拟纲，潘光旦代笔。但这一切，并不影响他成为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

    在选编“现代大学校长文丛”梅贻琦卷之时，作为选编者和此篇序言的作者，我尽可能全面地搜集有关梅贻琦先生的书籍。好在热爱清华的梅贻琦，将文章大多刊发在清华大学的校刊学报上，得以保留了下来；而他天天所记的日记，则不幸遗失过多，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我阅读过的主要参考书有：《梅贻琦教育论著选》（刘述礼、黄延复编，人民教育出版社）、《梅贻琦日记（1941—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梅贻琦文集1——【日记】1956—1957》和《梅贻琦文集2——【日记】1958—1960》（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的大学》（梅贻琦文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梅贻琦与清华大学》（黄延复、马相武著，山西教育出版社）、《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黄延复著，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黄延复、钟秀斌著，九州出版社）、《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吴洪成编，山东教育出版社）、《戴世光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文化史料》、《近代史资料》、《文史资料选编》、《北京文史资料选编》、《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等等，在此一并致谢。这其中有的书因为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印数很少，已成“凤毛麟角”，如今在旧书网上的销售价已达三四百元一本。梅贻琦确实是稀缺资源，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著作，不该成为稀缺资源。我深深感到，今人对梅师贻琦的关注、研究、传播是很不够的，而更为遗憾的是，我们迄今还没有一部《梅贻琦年谱长编》；本书作为“民国大学校长文丛”之一出版发行，是为薪火相传添加一把柴禾。

    传承继承不该是稀缺的，薪尽火传更不能成为薪尽火烬。

    E

    如果没有蔡元培，我们无法想象北大；如果没有梅贻琦，我们无法想象清华。从蔡元培到梅贻琦，他们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一脉相承。蔡元培始任北大校长是1917年年初，梅贻琦始任清华校长是1931年岁末。在清华之前，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有一所名校，那就是北大，那就是因为有了兼容并包的蔡元培；而清华的崛起，则幸好有了梅贻琦。

    作为北大前身之一的燕京大学，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而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则以“刚毅坚卓”为校训，更是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

    作为三位“常委”之一的梅贻琦，是西南联大实际上的校长。西南联大的“八年抗战”，是梅贻琦一生经历过的最艰难的时期，也最能看到梅贻琦的品格。那时跑警报、躲轰炸是家常便饭，梅贻琦跑警报，沉着、从容、淡定，给师生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日军的轰炸，是对人类文明扔下一颗颗炸弹，对联大校舍造成很大的破坏。“某一暑假中，学校被炸，梅先生亲自提着汽油灯，日夜赶修，卒能如期开课，可证明他们办学的精神了。”而经多方努力，仅一月余，劫后校舍修理完竣，原定开学日没有延宕。

    曾任清华外语系主任、后任民国外交部长的叶公超，曾用“慢、稳、刚”三个字形容梅贻琦，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可是“提灯赶修”，督促领导，实在也快。

    作为一位教育的组织者、领导者、推动者，梅贻琦真可谓责重事烦。他是最敬业、最沉稳、最纯粹的校长。他在灵魂深处，有一个“爱”字，他“生斯长斯”，发自内心地“吾爱吾庐”；他爱教师，爱学生，爱清华，以“爱”来担当一切。1940年9月，在纪念他执教25周年的公祝会上，梅贻琦在答辞中有这样一番话，充分体现了对清华的爱的担当、对未来的爱的乐观：

    “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停，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地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

    中年后的梅贻琦先生，辛勤操劳，“吾貌已瘦”；他的脸型，因为被时间雕塑成“瘦型”，从而成了最具雕塑感的典型东方人。

    F

    人们总是乐于看到时间的开始，不想看到时间的尾声。

    有一把时间之刀叫1949，它把梅贻琦的一生切成两段。

    1949年6月，梅贻琦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到了岁末，他飞往美国纽约，去商议管理清华基金事宜。

    在法国时，几位在巴黎大学的联大校友陪他去参观了卢浮宫、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去歌剧院听歌剧，到香榭丽舍大道露天咖啡馆喝咖啡。有一天晚餐时，寡言校长梅贻琦慢吞吞地讲了一个笑话：几个人相聚，谈到了怕老婆，有一个人说，“怕老婆的坐到右边去，不怕的留在左边”，结果大家都坐到了右侧，只有一个人不动。大家问他怎么不怕老婆，他回答说：“老婆叫我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原来也是怕老婆啊。那时北平已解放，清华师生几乎全都留校——“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梅师贻琦说这个笑话时，大约潜意识里已表露了心境。

    梅贻琦在美国工作多年，组建了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并开始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学人开展研究。梅贻琦顶住“尽快用光庚子赔款”的压力，非常严格地管理清华基金——依据制度规定，清华基金得有教育部长和清华校长两人同意方能动用。直到1955年11月，梅贻琦才奉诏孤身一人返回台湾，开始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并筹备建立台湾“清华大学”，在新竹觅得地基，次年1月破土动工，1957年首批校舍竣工，是年梅校长已是68岁高龄。都说“七上八下”该退休了，可是次年还让他出马兼任“教育部”的一把手。在梅贻琦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往返台北新竹，忙碌操劳的身影，真是孜孜矻矻、鞠躬尽瘁。

    时光进入了1960年代，是年5月，71岁的梅贻琦积劳成疾，得病住进台大医院。妻子韩咏华从美国返台照顾他。然而梅贻琦罹患的是癌症，在那个年代，医疗条件不足以帮助一个人长时间抵抗这样的疾病，梅贻琦终于在病榻上也无法工作了。1962年5月19日，那个春天的上午，他告别了人世。梅贻琦入葬于新竹清华大学的梅园，校友集资，初植梅花241株——“若非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梅花是对梅校长最好的纪念。

    逝世前，梅贻琦始终不肯手书遗嘱。他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手提包，由秘书封存保管。几天后，在各方人士见证下，手提包被揭去封条打开，原来里面装的全是清华基金的明细账目，每一笔开支都清清楚楚。众人见之，唏嘘不已，无不为之感动。除此之外，梅贻琦真可谓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此时妻子韩咏华顿悟：梅贻琦没有任何财产，所有的话都在病榻上讲完了，所以也就不用写什么遗嘱了。

    韩咏华女士于1977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定居，后来成为全国政协委员；1993年8月26日，她在北京逝世，享年一百岁。

    而早在1954年，儿子梅祖彦就放弃定居美国，辗转返回大陆，效力母校清华，任教于水利系，他长期从事水力机械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水力机械实验室主任。

    清华清华，这就是那一代人的清华情结！

    梅师贻琦，则是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

    G

    一部人类史，当然也是一部教育史。人类的进化，其实极其缓慢；人类的教化，并未全面成功。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和教育著作，对现实的今天，应该有重要的启示，发挥应有的作用。

    教育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接受良好教育是人的一种本性追求，但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环境的制约。教育改造人类、改良环境、改进条件，进而改善教育本身，这就是教育的良性循环。

    教育确实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此刻，我特别想暂时把目光拉回现实社会，把镜头推向当今世界：

    2012年11月10日，联合国宣布：将每年的11月10日定为“马拉拉日”。马拉拉·尤萨法扎伊是一位15岁的巴基斯坦女孩，生于巴基斯坦西北部斯瓦特河谷地区。在塔利班渗透并控制该地区之后，女生被强迫退学，女校被焚烧。马拉拉通过博客，通过各大媒体，向全世界发出声音，控诉塔利班；她不畏生命威胁，揭露反人类的暴行，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反恐少女。她被塔利班列入黑名单，但她并未停止控诉，而是更加奋不顾身地为当地女童争取受教育权。2012年10月9日，塔利班武装分子袭击了马拉拉，向她连开数枪，她头部和颈部中弹，生命垂危；经多方抢救，昏迷数周后，才恢复意识……

    稍早的时候，在2012年9月18日，联合国难民署宣布，授予63岁的索马里难民教育活动家哈瓦·艾登·默罕默德2012年度“南森难民奖”，以表彰她10多年来帮助成千上万索马里难民重建生计、特别是帮助女性难民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哈瓦女士自己也曾经是难民，她创建了一个教育中心，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为女孩提供免费教育，为妇女开办识字班，并为男性提供职业培训。自1999年以来，周边受援社区接受教育的女性的比例，从7％升至40％。

    因病未能到场领奖的哈瓦躺在病床上说：“事实上你只做了一件小事，但别人看到了。”我们看到她们所处的环境，如同梅贻琦领导西南联大那时光，其艰苦艰难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从老妇人哈瓦，到少女马拉拉，再到我们的梅贻琦，他们都是教育权利的求取者，都是教育活动的实践家——为了教育，无论多难，他们都在实实在在地行动；人类的文明进化，始于教育，教育离不开行动。

    教育需要良好的环境，也只有教育能够从根本上改造环境。在那么艰苦艰难的环境中，他们都是刚毅坚卓，他们都会自强不息，他们都能厚德载物，自立立人，功绩千秋；反观我们当下，经济富裕了，教育却没落了，到处是毁人不倦的应试教育，从发狂到疯狂，从疯狂到癫狂，再也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这毁人不倦，不仅是毁生不倦，而且还是毁师不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小学都没有毕业，辍学反而养育出文学大家。

    惜乎，世上已无梅贻琦！

    有好的经济条件，却无好的教育；在经济的光明里，倒映着教育的灰黑——这个时代太愧对先师梅贻琦。我们应该如何优化教育的制度和制度环境？这是一个难题。重返梅贻琦的时代，重铸梅贻琦的教育，回归自由的民主的教与学，是一个似旧而新的起点。

    H

    燃灯者，点燃了不灭的火种。

    勋昭作育，盛德不朽。

    梅贻琦先生逝世后，清华校友、14岁就考入清华学校的浦薛凤，以眷眷之心撰写挽联，不仅道出了几代清华学子对老校长的感恩、悼念和爱戴，而且也集中体现了梅贻琦校长的风貌、品格与成就：

    尽瘁作育，萦念弥留，以心血贡献国家。缅怀皋比坐拥，化雨春风，忝列门墙蒙教泽。

    博厚高明，宁静澹泊，其精神永垂霄壤。回忆杖履追随，耳提面命，每瞻绛帐动哀思。

    （本文为安徽教育出版社现代大学校长文丛梅贻琦卷原版本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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