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伍那会儿，部队的番号属于保密范畴。因为保密，每说及就会飘出一股子神秘味儿来。言者故意说番号，而且还会再三强调说，这是军事机密。不向外透露番号，大家都是严格遵守的。但是，驻地百姓没有不知道部队番号的，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没人说得清楚，也没人去追究，部队番号实际上是个公开的秘密。
番号也会改变，原因首先是整编。若是组成一支新的部队，就会有一个新的番号；若是合编到另一支部队，就会用人家的番号；再就是裁减，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百万大裁军，成建制的部队被撤销，干部转业，战士退伍，部队的番号自然也随之消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战斗失利，队伍被敌人击溃，这个部队的番号在序列表中也就看不见了。
每一名军人都有自己的老部队，自然，与老部队也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想想吧，为了履行国家使命，从他们穿上军装集合在同一座军营里起，包括生命在内的他们的一切，便和这个单位融合在一起了。经年累月，那座军营里的歌声、号声，行进的脚步声，点名的应答声……连春天路边泛青的野草、秋天枝头飘落的黄叶，都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即便离开了这座军营，只要一提自己部队的番号，心里就会涌起无尽的亲切感。反之，番号被撤销了，老部队没有了，心就会变沉，坠得发颤、发疼。
我认识一位老兵叫张达，他在朝鲜战争中被美军所俘，关进巨济岛战俘营，直到停战谈判签字，互相交换战俘，才回到祖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供职的那本文学双月刊《昆仑》发过一篇长篇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写的就是张达和他的战友们在战俘营进行卓绝斗争的经历。如今，张达年纪已过八旬，随女儿住在北京顺义的一个小区。每次去看他，话题总离不开他的老部队，尽管这支部队早在五十年前就被撤销编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消失了。
张达的老部队番号是第180师，隶属第60军。1951年4月，入朝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战役的第一阶段，他们势如破竹，突破敌人的阻击，直插釜谷里，占永平、东豆川里，割裂美军第25师、土耳其军和法军各一部，一直攻至北汉江以南地区。
北汉江是汉江的主要支流，源自金刚山，向南流，中游转向西南，在汉城即今首尔东侧与汉江汇合，是汉城的一道天然屏障。
美军很快组织了反击，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进行反穿插，一下子切断了60军的左右两翼，使之成为一支孤军。更糟糕的是电台车被炸，60军与上级失去联系。军长韦杰命令180师在北汉江南侧修筑阵地组织防御。然而，整个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180师被美军四面包围，178、179两个师虽奋力为180师解围，均无功而返。
面对重兵包围，部队如何行动，180师的决定一直被人们质疑。若是集中力量选一个口子突围，杀出一条血路来并非不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集中突围，而是将部队化成若干小股，各自向着北方运动，以为化整为零会减少牺牲和损失。他们错了，化整为零后，一支劲旅也就失去了整体战斗力，三个一拨五个一伙儿地散在偌大的战场上，其结局可想而知。除师机关和少部分人得以突围，全师折损近七成，五千余人被美李军俘虏，成为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一大败笔。
张达便是这被俘的五千余人中的一个。此役之后，60军撤回后方整训，军长韦杰被撤职。
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对60军的军师领导班子做了调整。原6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祖谅从川西军区司令员位置上，入朝担任60军军长。上任前，毛泽东主席见了他。据说，张祖谅到任就向志司领导提出，他要使这支队伍翻过身来。
军委从四川调来三个基干团六千五百人补入180师。15军44师副师长李钟玄被调来任180师师长。1953年5月，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夏季攻势中，60军击退了韩军数百次进攻，巩固了新夺占的阵地。此役，60军扩展阵地四十五平方公里，歼敌一万四千八百余名。180师也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趁夜幕将两千余人潜伏于敌人阵地前沿，攻击号令一下达，这两千余人如狼似虎，顷刻便夺取了敌人阵地，成为阵地战阶段的骄人战绩。而这时，张达和他的那些被俘的战友们，正在战俘营里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后，60军回国。1964年，180师的编制被撤销。1985年，也就是百万大裁军时，60军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中消失了。
张达和志愿军的部分被俘人员是在1953年下半年经板门店回到祖国的。180师的番号被撤销时，被遣返的张达已经回到四川老家多年，他不知道老部队没有了。他和从战俘营里归来的战友们，都被开除了党籍、团籍、军籍。之后，便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对象。无数个夜晚，他都在默默念着部队的番号，希望能有一天能回到老部队，倾诉自己郁结成疙瘩的心状。他知道，别人不理解他们，但老部队一定能理解他们，造反派把他们视做背叛者，但老部队不会，老部队知道，他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子。
张达说，接到分散突围的命令是1951年5月26日下午，天黑下来后，他们开始行动，没走多远，部队就散了。张达说，他记不清自己走了多少路，只记得一脚没踩牢，跌进了一条山沟，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听不见枪声，也听不见爆炸声，山沟里静得让人心颤。太饿了，那一阵儿，张达唯一的感受就是饿，见不远处有间草房，便一瘸一拐地走了过去。屋里有个大嫂，张达用入朝时学的朝语，一边喊着“阿之妈妮”，一边比画着，想要点吃的东西。大嫂明白了他的意思，拿出一小袋玉米面，指了指锅灶。张达接过玉米面，抓把柴火点着了火。大嫂什么时候离开的，张达没有察觉，锅里的水还没有烧开，美军的枪口便抵住了他的后背。
张达是在老军长韦杰家里知道180师的番号已经被撤销的。
1968年，他在被造反派连续批斗数日后，偷偷爬上一辆开往成都的卡车。一番打听，在一条巷子里，敲开了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韦杰的门扉。尽管他不认识韦杰，韦杰更不认识他。他相信，只要报出180师的番号，只要说出第五次战役，老军长会接见他的。果然如此，韦杰副司令一听说是180师的被俘人员，立即让警卫把张达让进客厅。一杯白开水饮下后，张达向老军长倾诉了自己的情况。韦杰只是听，到张达不再说话时，问，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张达说，找个不再整天被批斗的地方干活。韦杰点点头，拿起了电话。就这样，张达到二郎山养路段当了个养路工，因为有些文化，又去养路段子弟小学当了老师。比起张达的老家眉山，二郎山天高地偏，造反派的声音传到那里已经很弱。张达在二郎山一待就是十多年，直到1980年国家为他们那一批被俘人员落实政策，做转业安排。
就是那次告别老军长时，韦杰突然问张达，你回过180师吗？张达摇摇头。韦杰接着说，180师没有了，没有了好几年了。
事情过去了三十多年，张达已经记不清那条小街叫什么名字。离开老军长，张达心里一片空白，一支打过无数次硬仗的部队怎的就没有了呢？不能回老部队了，我们心里的话还能向谁说？向谁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张罗着一家酒店的张达和他同被关押在美军战俘营的战友见面了。他们都是在落实政策后出来创业的，人算不上多，只二十来人，不大的屋子里，挂了一条横幅，上书“180师老战友聚会”。张达说，站在横幅下照相时，大家都流泪了。180师没有了，180师的人还有，他们就是180师！
之后若干年，新闻界不少人采访过张达。每开口，张达必说，我是180师538团见习参谋。
180师成为历史上的一个代码，在张达他们这些180师的老战士心中，却依然是圣殿，直到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关于老部队，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唯军人才能理解，才能感受它的分量与厚重。
我认识一位老资格的师长，且称他老师长吧。他是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的，那是一支地方武装，参加八路前，他练过武，上过私塾，在这支队伍里是个明白人。很快，他就当了排长，而后，连长、营长……几乎是一次战斗登上一个台阶。1942年初夏日军大扫荡，他和一支小分队在田野下面的地道里躲了一天，傍晚时分，他决定自己先出来观察一下敌情。钻出设在庄稼地里的一个出口，刚转过身，就看到了日军。日军当然也看到了他，他无法再回到地道里，那样，地道就会暴露，他索性朝着日军走过去，成了日军的俘虏。据他说，那次扫荡，被俘的八路军有近百人。日本鬼子把他们押往开滦煤矿做劳工。过滦河时，他和几个人仗着水性好，从桥上跳进滦河，鬼子乱开了一通枪，怕别的人再跑，只好作罢。日本鬼子走远后，他们从河里钻出来，商量去哪里。几个人都说，进山，进了山，就一定能找到部队。他们披星戴月赶了几天路，在山里找到了部队。另几个人安心地在这支部队待了下来，可他一直挂着自己原来的部队。没多久，他就打听到老部队驻扎的地点，去了老部队。在老部队，他继续延续着自己的光荣足迹。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而且一直在自己最早投身的那支部队。从朝鲜回国后，他的那支地方部队已经成为一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他就在那个师任师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为那段被俘经历，他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党籍也被暂停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十多年。在被审查的日子里，这支部队机关的许多同志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穿一身没有领章帽徽褪了色的军衣，背着手在营区里溜达。谁也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这个老领导，若与他照面，大家还是按军队的规矩，向他敬礼。他每次也都还礼，但脸上很少有笑容。再往后，师长一家被搬迁，离开了他的老部队。师长大概是怕老部队为难，是在熄灯号吹过之后离开军营的。全部家当连一辆四轮的卡车都没有装满，一家人裹着大衣坐在了车厢里。卡车开到营门时停了下来，师长起身一看，司政后机关的同志站在营门两边为他送行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军营里的孩子大多当了兵。这位老师长的党籍还没有恢复，按正常渠道当兵，他的孩子想也别想。可孩子想当兵啊，他们瞒着父亲去了他的老部队。老部队的领导啥话也没说，当天就给孩子发了军装。老部队当然知道老师长还在被审查，但更知道老师长为自己部队的建设洒下的心血和汗水。
老师长的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后，在一座省城住了下来。又是十年过去，老师长病重难医，弥留之际，他嘴里念叨的全是老部队。或许是心有感应，老部队专程看望他的人也来到这座城市。老师长离开人世时，站在他身边的除了子女亲人，还有老部队的代表。他与老部队的情缘，有始有终。
部队有一句老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的是部队流动大，变化大。因为每次整编，都有单位被撤销或者被合并。一旦编制被撤销，部队的番号自然也就没有了。对那些从这支被撤销单位调出来的人来说，心里会一下子空了一片。老部队没有了，再来到当年老部队驻守的地域，感情会变得十分复杂。往往是，人没有了，物也没有了，当年集合站队，出操训练的地方，留下自己青春和汗水的地方，成了繁华的街区，再也看不到旧时模样，寻不到旧时印迹，记忆成为回忆了。
我和一个老朋友谈起这件事，老朋友说，他的老部队也没有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百万大裁军”时撤销的。撤销时留下了一个留守处，主要是照料离退休后在当地安置的老同志。又过了一些年，老同志移交给地方民政部门管理，留守处也撤销了。每当在电视台军事节目中，看到某某部队如何如何的报道，便想起自己的部队，想当年的军号、战旗，想当年的马嘶人吼，战尘硝烟。想着想着，眼就会湿，泪就会流。
我还有一位战友叫赵锡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步兵连队的指导员。那一年，大裁军的决策正在全军铺开，他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教导员说，回去吧，裁减不会这么快。他回去了。在家里的时光，他没有一天不挂着连队。按照撤编方案，干部准备转业，战士将被编到别的部队。他和连长说过，撤编前，全连要合一次影，吃一次饭。他离开连队时，还特地做了交代和安排。
赵锡民只在家里待了七天，照他的话说，那七天可谓度日如年。七天后，他匆匆忙忙赶回连队。到驻地时，已是傍晚时分，一种异样的气氛一下子袭上身来——要是平日，操场上正是龙腾虎跃之时，可此刻，别说操场了，整个营区一点声音也没有，静得让人心惊。他把提包往地上一扔，大声嚷道：人呢？从连部跑出来司务长，到了他近前，猛地站住，没有握手，却像孩子一样地大哭起来。
赵锡民拉着司务长，沿着连队的两排营房前前后后转了一圈，才走进连部。司务长要给他做饭，他摆摆手，说不饿。赵锡民提出一把椅子，在连部门口坐下，一动不动地望着操场，直到天黑透才回到屋里。
又是十年过去，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的赵锡民到北京开会，我们俩在和平里附近一间小酒馆坐下，聊起这件事。他说，他找过教导员，问为什么不通知他赶回来与大家见上一面。教导员说，太急，上级已确定转业的干部第二天就去师教导大队参加集训，战士当天就集体到新单位报到，每个连只留一两个人看守营房。我记得他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连队被撤销，像从我心里剜了一块肉，我的心，永远不会是完整的了。
唯有没有了老部队的军人才能说得出这样的话来。
我庆幸，我的老部队还在，虽然经过几次整编，部队的构成和我在的时候已经大相径庭，营房、训练场、炮兵阵地、坑道、车场、码头等设施都建得十分现代、规范，全然没了我在那里时的模样。但是，那片土地没有变，部队的防区范围没有变，营区前面的大海没有变。每次回老部队，车一下高速路，转过一座小山，那微带着一丝潮湿和咸味儿的海风便会扑面而来。而那潮湿，那咸味儿，是浸在骨子里融在血液里的。风一起，在心海里荡起的全是无比亲切的记忆。正因为如此，一有可能，我总是喜欢回到老部队，看看转业在当地的老战友，去自己的老连队、老哨所触摸留在那里的诸多情思。
在我写下这些零零碎碎的关于老部队的记忆时，曾试着厘清何以对老部队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何以独钟那一段路程？问起战友们，他们都说，我们的青春和汗水留在了那里。真的是这么简单吗？青春诚然宝贵，但生命的哪个时间段不宝贵呢？
无解。
2015年6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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