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化神话学》的作者鲁刚先生，我是满怀敬意的。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实在令人钦佩。正是由于他学兼中外，融汇古今，才能完成这部堪称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不要说写，今天我们读起来，也觉得有一种沧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的感觉。不禁联想到子贡对孔夫子的赞扬：“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面对这部大书，也有这种感觉。

    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历史文化散文写得比较多，因而，更关注下述三个问题：

    一、神话是重要的、综合的文化现象，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其文化学价值具有特殊的魅力，特别是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国并非没有神话，可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神话却长期被看作异类。儒学传统崇尚史学，而对于超现实的神话不予重视。三代典籍中找不到“神话”这个词语，孔圣人就“不语怪力乱神”嘛！因此，在传统学术体系中，没有神话学的地位。近代随着西方神话学观念的引进，一些视野开阔的中国学人，开始重视这一学科。大概是在1902年吧，梁启超最先使用了“神话”这个词语，第二年，留日学者、历史学家蒋观云，又在自己的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神话”的概念。经过一大批学者筚路蓝缕，艰辛创辟，中国神话的价值、意义，才逐渐在新文化体系中、在主流话语中获得确认，进而占据了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源头的地位。

    我对于神话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关注。前面说到，在崇尚史学的中国古代学术系统中，对于神话的观照必然笼罩在史学话语之下。它所应用的评判标准，就是真假。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完全信以为真，认定神话都是历史，起码是象征性的历史；要么全盘否定，一概斥之为虚妄。由于中国神话传说过早地出现了历史化的倾向，使得神话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历史传说，从而扼杀了神话的生命。近年来，有的学者就曾指出，中国未能形成神系清楚、体系完整的神话，并且绝大部分神话也未按原貌保存下来，其原因就是我国神话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而随着远古神话转化为上古帝王，诸神失去了玄奥的神话象征意义，弱化了对于彼岸理想的信仰功能，却强化了现实的道德教化功能。

    至于神话与文学的关系，鲁刚先生讲得很清楚：神话不等于文学，但文学思维与神话思维确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而且，神话在文化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应该承认，神话的文学化，对于神话本身产生一定的遮蔽作用，比如，希腊神话的文学虚构色彩的发达，就部分地掩盖了神话的历史性质；但从神话的发展史来看，结果却是双赢的。中国的神话不仅给予中国文学披上华美的衣冠、插上神奇的翅膀（比如《楚辞》、《庄子》），而且，焕发了神话固有的光彩，赋予它以新的生命活力。

    神话与文学历来有不解之缘。应该说，任何文学发展中的各种形态，都可以追溯出它的原初模式，并从中找出某种规律和启示，神话对于文学来说具有一种原型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神话与西方神话分别作为各自民族传统的集体潜意识的原型，对中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影响。”我们只有直探本源，发掘有关原型意象的初始意蕴，关注其发展演变中的裂变和改造，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才能更好地探索人类的童年，从而对于文学、历史、宗教、哲学有深入的……理解。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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