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心海同志相知相重近三十年了。开初，我们都在市里分管宣传思想工作，又都喜欢文学艺术。后来，我们又在同一年调到省里，我在宣传部，他在文联。接触多了，互相增进了理解。我很欣赏他的人格、人品，素以清正廉直许之；也佩服他的独到的识见与成熟、老到、稳重的工作作风，在文化工作中十分倚重他，视之为出谋划策的智囊。现在，我们都老了，相继地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接触、联系仍然很多，主要是在文艺方面。他在诗歌、理论、书法、绘画、摄影诸多艺术领域，都有突出的成就。我尤其赞赏他的精益求精、不断进取、渴望超越的奋进精神。
提起他来，我有时想到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叶芝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七十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的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使他的诗作不断地创新，永远在变化，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风格愈益多变。他的创作历程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大量的好诗，可是内容、风格显著不同。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遒劲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由于他的特殊成就，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心海渐近老境之后，敏锐的艺术感觉，多方面的才气，精进不已的艺术创新精神，更加凸显出来。对此，我是十分歆慕，并想认真地加以研索的。
心海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后培养出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是十分典型的。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学之后，就投身到基层去锻炼，从乡到县到市到省城，自下而上，一步步健康地成长着。本来仕途十分顺遂，可是，他却钟情于文学艺术，尤其是爱诗如命，竟然达到痴迷的程度。像南宋诗人杨万里所说的：“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也并不欠陶渊明、谢灵运的债呀，怎么诗兴竟像精灵一样附在身上，夜里梦里也不肯去呢？我们都是一样，对文学艺术本乎性情，出于挚爱，绝不是想在里面混出个什么名堂，得到什么好处。这在当时干部队伍中，是属于特例的。
写诗的人大多具有浪漫情怀、艺术气质、诗性风度，有许多人狂放不羁，放言无忌，体现一种狂士派头；可是，心海同志却并不是那样，而是显得成熟、稳健得多，看问题很全面，不怪诞，不轻狂，不偏激，不走极端。
诗是重想象，重形象，重感觉的。心海的诗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近年来，他在一些评述著作中，却充分发挥其思辨特色，写出了大量思辨性、判断力很强的东西。那么，他是如何把形象与思辨、悟性与知性很好地统一起来的呢？很值得我们总结、研究。
人们写诗，多是“老去诗篇浑漫与”（杜甫诗句），往往是任其自然，随心所欲，不那么经心着意；心海同志却不然，极度认真，追求极致，而且是越写越新潮，越前卫，居然跻身于现代、前卫诗人队伍之中。
本来，我国诗苑中这类先锋诗、朦胧诗以及后朦胧诗崛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许多诗歌作者受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思想与文化思潮影响，充分显现其先锋意识；可是，到了90年代就式微了，与席卷全国的文化界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相呼应，先锋诗中有一个明显的回归现象，即日益丧失文本中的无情颠覆与解构的反叛姿态与先锋精神，回返一种与传统融合的道路。而心海同志却是在90年代后期迎头赶上，跟了上来。作为一位年纪较大的诗人，作为一个“失晨之鸡”，他的诗写得也很现代、很前卫、很先锋，文学性显著增强，艺术水准很高。这一阶段的诗作，很明显，抒情达意由外向内，由客观转向主观，由事物表象描绘转向心灵深处的揭示，从明显的意义转向深层、隐蔽的感觉。
他的炫目耀眼的成绩，已为当代诗界所共同认可。朱先树、张同吾、吕进、沈奇、蓝棣之、高平、梁小斌、晓雪等诗界翘楚，对他这一时期的诗作，都予以很高的评价。他的这种现象，同样也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与探索。
当然，据我看，这一超越性的前进也是付出了代价的。由于强调感觉、意象，不像过去那类诗一眼就能看出意义所在，这样，必然要增加阅读的难度，难免会减少一些读者；而且，也不大容易记诵。比如，韩瀚的诗：“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由于有鲜明的意蕴，很容易就记住了；而强调感觉的现代诗，所谓“只可意会”，就不那么容易背诵了。诗不能背诵，恐怕也不容易传播。
我是写散文的，有时写一些旧体诗；而对于新诗，读过也“不求甚解”，更不会写，难免说不到点子上，甚至要讲一些外行话。说得不准确的，愿就正于方家。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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