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一般情况下，确确实实只处于一种情境，或曰一种现实。比如，农民种地也好，商贩经营也好，教师执教也好，无一不是踏踏实实立足在大地上，亦即处于各自的一种现实情境里。可是，在宗教信仰中就不同了，仙乡与浊世，或者阳世与冥间，在一个信徒的头脑里层现迭出，那种现实与幻境迷离惝恍、纷然杂陈的双重情境就会出现了。同样，当一个作家艺术家全身心地沉浸在创作状态之中，也会出现类似情况，对此我倒是有实际体验。近期通览了于金兰同志的文艺作品，忽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原来，她也是经常处于心理的现实与社会的现实的交织之中，或者说是艺术与现实双重组合之中。
先说社会的现实。我与金兰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分别任职于两个相邻的地级市的党委，职位、级别、职责范围相同，会议期间或逢节假日，常常相互走访，交流学习、工作的心得体会。那时，干部作风、社会风气、人际关系良好，人们好学上进，精神振奋。同志之间出于学习、借鉴的需要，各地横向交流较多，不像后来偏重于上下级关系的疏通，也并不刻意营谋给上下级打下什么“政绩”烙印，而主要是自励自强，“反求诸己”，功夫下在提升一己的实际本领、人文修养与做好本职工作上。这样过了四五年，我们又相继调入省级领导机关，分别在宣传与出版部门工作，更是相知相重，相互支持，有时从工作出发，也会就不同意见争论得不可开交。
从近三十年的交往中，我认为金兰同志是一位有个性、讲原则、很刚直的女性。自主意识较强，不肯随俗俯仰，更不要说阿谀奉承、逢迎谄媚了。这样，有时也不免遭到某种误解以至孤立，自然也会感到有些苦闷与迷惑。但似乎并未看到她从此改弦更张，而是依旧我行我素。这一切都是秉性使然，即便要改，怕也是很难的。
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向来讲究“文如其人”、“言为心声”。可是，说来也有些奇怪，金兰同志那种刚直不阿、清高耿介的个性却很少反映在她的文艺作品中。就是说，在她的散文、诗歌、小说以至摄影等艺术作品中，呈现的内容与格调倒是情深意切，柔情似水。借用清人郑板桥画竹、咏竹诗句，叫作“一枝一叶总关情”。对于英美新批评派的观点，我一向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研读文本就是一切，用不着去过问作者的生平经历、行为、气质。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向作者求援是文学批评家无能的表现。”那么，金兰同志诗文作品是否可以作为此论的佐证呢？不能这样判定。在我看来，这是两个意蕴不同的概念。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是作者的行为、素质与诗文的格调、内蕴两相背谬，而是作家的两种现实、双重情境在艺术创作中的不同映现。
金兰同志虽然身居领导岗位多年，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坯子。她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是异常丰富的。她幼怀聪敏，酷爱诗书，具有丰富的艺术细胞和领悟能力，后来入读大学中文专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参加工作之后也基本上没有离开这个圈子。灵明的心性和深刻的心理体验，以及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经过长期的氤氲、发酵，形成一种“沛然莫之能御”的原动力与不懈的向往、追求；而这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感悟，对于文艺创作无疑又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她是一个十分执着的人，前进的目标一经认定，便以矢志不移的耐力和刻苦勤奋的精神，拼力促其实现。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些诗文集与摄影集，有些是在紧张繁杂的工作之余完成的，更多的则问世于离开实质岗位之后。卸除了沉重的工作担子，过着净水闲云、波澜不兴的退休生活，闲暇时间多了，心也沉静下来，般般往事汇聚心头。对于世俗的钻营奔兢、琐屑营谋，本来她就没有什么兴趣，待到脱开红尘扰攘、浮世纷争，离群索居之后，就更加潇洒从容了。于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呈现出一个半是实在半是空灵的精神世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就是亦真亦幻的艺术世界。而经常的状态是，现实的物质世界渐行渐远，虚幻而空灵的艺术世界则日益贴近，直至完全沉浸……其中。
元代诗人有“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的句子。由此，人们常把那些赋性刚直、耿介拔俗却富有生活雅趣、艺术情怀的人，形容为“剑胆琴心”。我觉得金兰同志庶几近之。人生、人性是七色斑斓、丰富多彩的。鲁迅先生诗云：“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原是人之情亦理之常也。联系到文艺创作规律，就更容易解释了。列夫·托尔斯泰说的好：“艺术是人类生活中把人们理性意识转化为情感的一种工具。”文学艺术是主情的。怎能设想一个女作家竟会是形同槁木、情感匮乏的呢！
细加研读，可以发现金兰同志的诗文有如下一些鲜明的特征——
贴近时代，目注苍生。文学是人学。人的思想情感，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现实中最基本的存在。金兰同志起身于基层，尔后又到上层领导机关，广泛接触实际，饱经世事沧桑，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于人情世路有深切的感悟。她的散文绝大部分都取材于身旁的现实人物。人的生存价值、人的命运铺排、人生道路抉择，是她观照的焦点。创作中，她不习惯于引经据典，说古鉴今，作品里见不到那种凌空蹈虚的空泛议论和“发思古之幽情”的书卷气。也许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吧，生命中存留的般般往事，也时常悄然涌动，这样就有了对于过往生活的碎片整理，但无不根植于现实的触发，又着眼于实际问题的探索。总之，都是奔流的情感寻找诗文的形式，而不是先设定精巧的形式去填充情愫，也就是因情造文，有感而发。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自己选择写作是因为有话要说。”
真情灼灼，尤其是对于女性这一弱势群体有着特殊的关注。她的散文有两点最为突出：一是情真意切，“笔端常带感情”；二是绝大部分写的都是女性。她以一颗平常心，通过情思隽永、富于质感的笔墨，状写那些质朴无华而命途多舛的寻常女性。一部《女人有泪》，无论是真实纪事的散文，还是少量的想象虚构作品，无论是抒情还是叙事，无论是描述长辈晚辈的亲人，还是叙写老师、朋友与同事，甚至素昧平生、匆匆一面的他乡过客，全都是作女性方面的文章。她以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饱含深情地，多侧面、多角度地展现女性的个性、命运、心灵，刻画她们的爱恨情仇、苦乐悲欢、坎坷际遇，生存中的种种无奈。其中有赞美，有悲慨，有感叹，有讽喻，而主调是深切的同情。读后令人久久沉思，甚至欷嘘不已。
长于分析，思辨能力较强。作家表现生活、介入生活，大体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生活的审视者；一种是生活的追寻者。前者多为阅历丰富、饱经风霜的过来人。对于生活，在介入过程中，抱着审视与探究的态度。后者或初涉世路，或纯任天真，经历就是体验，写作就是精神跋涉的实录。金兰同志显然属于前者。鉴于“文革”对于人性的摧残和人情的扭曲，她在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与重新思考生命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她的几部诗作与散文，大多都是对于生活的审视与回味。写作手法，深得梁·萧统在《昭明文选》中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真髓。有的是直抒胸臆的理性辨析，有的是在富有真切的感受、深刻的内涵的基础上，营造出一定的意境、意蕴、意味，并以美的形式和诗的语言出之。她也状写自然景物，比如花卉，但都是赋形于此而义归于彼，纯然吟风咏月的几乎没有。她的一部诗集名为《人生杂咏六十首》，里面分成两部分，一曰《魂》，一曰《悟》。每一篇诗作都配有大幅鲜艳的花卉照片。可是，如果你以为作者是以散淡的闲情状写奇葩异卉，那就错了。实际上，她是借助花卉来讲哲理，诉衷情，说命运，道人生的。一幅草菊的题诗是这样的：“你有的/我可以有/只是无心去追求/因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有的/你却未必有/因为/人生的真谛哟/难以铸进你的心头”这真是典型的借题发挥，夫子自道；或者说是“借草菊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中外文学作品中，向来就有“拟人化”的手法。“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孤高傲世谁偕隐，一样开花为底迟？”借花咏人，本是古代诗人的惯技。
富有美的蕴涵。金兰同志素具审美情操，生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对于美的欣赏是异常敏感、异常专注的。这种美的蕴涵，像西方美学家桑塔耶纳说的，“表现为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一件事实或一种关系的知觉；它是一种感情，是我们的意志力和欣赏力的一种感动”。就是说，美是寓于真与善之中的。它是满足我们心灵需要的一种快感。因此，散文中的美表现为引起读者感奋的情韵、意境与文辞。古人赞美好的诗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金兰诗文就具有这种素朴天然的美。这种素朴是真情实感的外现，又能有效地拉近与读者心灵的距离。
似乎有一种悲凉意绪与悲剧情怀弥漫在作品之中。给我印象很深的有这样一篇纪实散文：《老坨子，你何时醒来？》前半部分尽写世外桃源般的老坨子人情、环境的美好，然后，笔锋一转，像一场噩梦般的，风华不再，清景顿失，美丽的环境经过“开发”惨遭破坏。类似的篇章还有，多是写人，读了令人惘然若失。莎士比亚和鲁迅先生都说过，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撕碎（毁灭）给人看。笼罩着金兰作品的，是一种苍凉、凄美、沉郁、悲慨的氛围。她的文章里没有嬉闹，只有凄清，没有喧嚣，只有沉思；与插科打诨、滑稽戏耍根本上绝缘。
这种风格的形成，也许同她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据她自述，童年时期贫穷、疾病、恐惧的阴影，过于凄苦、辛酸的经历，在她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终生难以排除的深重记忆。长大以后，好学深思，赋性深沉、内向、严谨；并且长时期处于主要领导岗位，而仕途也并非总是春风得意。至于理性思维的过分发达，更进一步整合与深化了对于世路人生的认知、体验。——这些，对于她的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使她的精神库存中盛满稳重、深沉、苍凉的因子，而缺乏那种纵情笑闹、汗漫逍遥的活泼细胞。
回到前面“文如其人”的话题，这一切，都决定了她的诗文的风格与特色，哪里是研读文本就是一切，无须过问作者的生平经历、个性、行……为呢！
（2010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