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不止锦州为然，就全国范围来看，也都有类似情况——综合反映一个地区的区域文化的书籍较多，而对一地区、一城市的历史、文化进行个性化的、针对性很强的历史观照，并且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尚属少见。
而这，恰恰是《别观锦州》一书所独具的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全面研索锦州文化、历史的著作，有其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淀作用。
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史考辨》，从距今五千年的文化、历史的源头写起，就锦州的始原文化定位、民族融合、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置以及重要文史资源，进行个性化的考证、论辩，力求理出一个历史的真实。《文化透视》部分，通过研究锦州区域文化的历史构成、特点、属性，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并据以分析、透视当代锦州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而探索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观导向。《文史掌故》部分，辑录一些与锦州有关联的人文风物，既有史影钩沉，也有某些烛隐发微的考辨、论证，提出一些启人哲思的观点、看法，读来也生动有趣。
这里值得突出强调的，是它的作者冯立民先生并非从事文史研究的专业人员，而是一位党政机关的负责干部。我觉得，这尤其难能可贵。试想，对于偌大一座具有悠久文化传统、见诸两千年典籍记载的古老城市，从历史、文化的诸多方面，进行如此繁复、细致又颇为准确的考辨、探索，发前人之所未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该要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啊！这项工作放在一位专业人员身上，也未必是轻而易举的——尽管从事学术研究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尽管在研究条件、学术环境、资料积累、时间安排等诸多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证。
那么，作为一位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机关干部，情况又怎样呢？他不可能对机关事务不过问、“不作为”，而终日埋头书卷之中，出入于图书馆、档案库、资料室；他也抽不出足够的时间，经常亲赴文物现场，按迹寻踪，或者访察故老，搜集遗闻轶事。就是说，绝大部分工作，他都是在业余时间，通过点滴积累、逐渐摸索来完成的。不难想见，一个肯于让文史研究、学术考辨占据业余时间的人，不知他要排除多少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诱惑，放弃多少正常的生活享受，承受几多舆论、心理上的压力。因此，对于他们，是应该予以特殊鼓励和大力支持的。
我对冯立民先生并不十分熟悉，十年间，只是在一些场合有过几次接触。最早是1995年，出版部门组织编写“爱我家乡爱我辽宁丛书”，我参与了书稿的审定工作。记得其中的锦州卷《神奇的锦绣之州》就是由冯先生撰写的，材料充实，思路清晰，文笔也很好，留下了较深印象。还有一次是在锦州一位诗人的作品研讨会上，听过他的发言。去年秋天，渤海大学一位学者写了我的文学评传《文园归去来》，在这部作品讨论会上，他把一篇骈体文《闾山赋》送给我看，清词丽句，具见匠心。通过几次短暂而匆促的会面、接谈，特别是这次概略地研读书稿，得出了鲜明印象：这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文史修养的学者型党政干部。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一点因缘吧，日前，立民先生专函邀约，为他的这部《别观锦州》写点东西。孟老夫子早就说了：“却之却之为不恭。”于是，就有了上面的关于作品、关于作者的一席话。最后，我想引申开来，再说几句：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生命的浮面；为了探索它内在的生命——它的各种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它的文学、哲学和艺术而深入它的灵魂，因为这里反映了它的人民的种种思想、热情和理想。”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从科学、辩证的唯物史观出发，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并判断出准确的历史、文化定位。这对于该民族、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此，热诚期望全省各地都能充分重视这一工作，也愿意看到有更多的同行积极从事区域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准确、深刻地发掘其文化底蕴，以更好地服务于辽宁的经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先进文化的建设。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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