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文集:艺文说荟-“波澜独老成”——学者小说《离离原上草》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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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定安先生《离离原上草》面世之后,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试想,一位素以作风严谨、吐属典雅、不苟言笑著称的恂恂长者,忽然像换了一个人那样,一变而为洋洋洒洒,灵动鲜活,情趣盎然,这能不算是一桩奇闻吗?一位年迈古稀的知名学者,穷五载之功,完成一部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这能不构成一桩震撼性很强的事件吗?

    正是这样,《离离原上草》以其强大的说服力,阐发了一个动人心弦的道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其感召力和鼓舞作用之大,不容低估。毫无疑问,它会使那些壮心不已、豪情尚炽的颇有一大把子年纪的人,见猎心喜,热血沸腾,从而激扬奋进,重贾余勇。当然,歆羡与振奋是一码事,能不能继踵其后而有同样作为、同样创辟,又是另一码事。齐白石衰年变法而境界大开,臻于至境,谁人不予赞誉;然而,又有几人能够与之比肩接踵!

    《庄子·逍遥游》中有言:“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部长篇巨著原是定安先生数十载深藏厚积的产物。它端赖于作者丰厚的人生阅历,深切的生命体验,高超的识见,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融通中外古今的文学素养。而这一切,则绝非常人皆可企及的。

    继承、发扬我国五四时期学者、作家进出自如、一身二任的优良传统,近期文坛上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教授作家”、“学者小说”的文化现象。一些教授、学者之所以写作小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较之学术论文与随笔,更能深入透彻地审视自己,更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想法;特别是长篇小说给了他们一个史诗性的对历史、对时代、对人生、对民族文化的合适的言说空间。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可喜的现象和可观的景象。

    这部小说的作者正是一位著名学者,里面写的又是知识者众生相,而其创作过程中的读者定位,也主要是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可以预期,它的出版必将博得广大知识界的热情关注与喜爱。与此紧相关联,对于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研究它的创作特色,就成了一个现实的必要的文学与学术课题。

    彭定安先生和他的《离离原上草》,正是属于“教授作家”和“学者小说”的范畴。其叙事特点与美学特征,我以为具如下诸端。——彭著既具这种学者小说的共性,又有属于他自己的突出个性与优长处。

    严谨的现实性叙述。“教授作家”本着其学术秉性,叙事无论虚构抑真实,都坚持“为历史存真”的审美理想,以简约、凝重、节制的话语方式,凭借一个贯穿首尾的事件链条,尽可能真实地叙述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现实,再现当年的由若干人物与事件组成的人间风景。这使作品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与深沉的历史感。其现实主义精神潜存底里,而具历史引力与现实精魂。

    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叙事范型深究,应该说,这是比较传统的文学叙述形式。但这并不妨碍,作品以其直面历史与人生的审美姿态,表现出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伦理气质,审视性的叙事姿态和应有的价值评判,以此表达作为一个精神劳作者的社会良知,展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最为核心的人生信念、精神操守和道德立场。同时,作家取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叙事策略,有意识地穿插了现代的“意识流”表现手法。比如,在叙述到“反右斗争”中主人公的“二我”论辩时,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欧阳独离听不进去了,不听了。他侧头去看一看站在身边的“自我”。它一会儿讥讽地笑,一会儿忧愁地摇头,一会儿又愤怒地指手画脚。

    喂!——欧阳独离对它说——你知道,就在我自欺欺人承认我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的时候,我就解脱了。

    但是——它向他刮着脸皮说——你的人格变异了,生命沉沦了……你异化了!……非人!……

    不,我并不是完全撒谎,——欧阳独离再度辩白说。我不能不真心地承认,在那崇高的理想追求中,有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因素在起作用。成名成家,的确是我内心深处顽强的愿望。但我一向认为成名成家也是为人民、为革命。我是由个人主义而跌入右派深渊!

    两者之间有着天地之隔的差别!——它反诘。

    是这样。我承认了前者的存在。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有后面的种种。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

    因为,现在是只问结果,不问动机。

    作品中多处出现这种“二我”论辩的场面。它在关键处,形象而突出地表现了思想的矛盾、人性的分裂以至人格的异化。此外还有梦魇的困扰、幻觉的精魂等等,都是传统叙事中的现代成分。至于意念、理念、情愫、心理上的现代性,则可谓充溢全篇,而使传统与现代融会一体了。

    意象的运用也显现出学者小说的书卷意蕴。《离离原上草》中,通过运用新鲜、细腻、独特、深刻的意象,以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从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像《诗经》、《离骚》以至古诗名篇中民族原型意象的恰当运用,上下飘摇的风筝,西西弗推石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渡河的意象,等等。

    就题材与内容看,这是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心灵史。所探讨的,所追问和思考的,是有关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人生命运、生命存在意义、价值取向、复杂而多彩的人性,充分体现了作家的生命的自觉。小说并非作者的自传,有大量的虚构成分;但作者作为一个自觉性很强的知识分子,以突出的形象鲜明地现身其间。读者可以或隐或显地看到作者对于屈原、李白、杜甫、鲁迅的仰慕与追随。“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这些先贤的忧国忧民的胸次和深沉、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怀,敏于任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使作家热血喷涌,情怀激荡。而对于德国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歌德的积极进取、勇往直前与主动割舍、自觉断念的认同(这从《题词》中引证《浪游者的夜歌》中可以看出),也使我们对于作品丰富而复杂的思想蕴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可以说,作品中随处都闪现着作者的鲜活身影,有时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这也体现出教授作家的一种特质。

    全书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看得出,作者是在有意地加重这种氛围。作品开篇以四页篇幅,通过警辟的《作者寄语》和多达十几段的经典性的《题词》,开宗明义,“三致意焉”。每一条都是从浩如烟海的中外典籍中,经过认真的筛选,才放在这个显著的位置。无疑,它们都凝结着作者的心血,承载着一己的寄托,也昭示着作品的灵魂,像呼呼作响的猎猎旌旗,像一排排路标,像一个个产品的标识,展现着指示路向的效能和画龙点睛的作用,导引着读者去思考,去评判,去赏析,去玩索。

    书中大自语言结构、景色铺陈、人物对话、诗文引述,小到书名、人名、地名,都经过严格的梳理,决不草率从事。比如那年中秋时节,欧阳独离、上官元亨、殷芳草和姬丽芹的对话中,欧阳关于“人生时期,不在年龄几许,而在事功如何”和“回归心之旧乡,心之故土”的论述;上官关于庄禅“漫游者回归故土”的阐发,都体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即使是场面描写、情节叙述,也都与众不同,具见特色:

    他(欧阳独离)倒在床上,双眼微闭。意识有些模糊,湖水荡漾,小船颠簸,人身摇晃,姆妈,寄娘、竹韵……影像幢幢,你去我来、我站你立,说着什么,却听不见声音……飘飘然明月仙子也袅袅而至,但模糊、摇曳、飘忽……

    语言非常讲究,绘影传神,描情拟态,而且顿挫有致。

    作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感与思想深度。这亦应属学者小说的一种特色与优长处。书中揭示了许多富含哲思理趣的精深见解。如关于“原罪”理念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人们一般习惯于谈“性格决定命运”,这当然有它的道理和根据;可是,从书中看出,身处艰难时世,问题要复杂得多,决非“性格”二字就能简单了结。比如,欧阳独离书生意气,淳朴率真,少年气盛,这固然是致祸之由;但,相对而言,上官元亨要成熟和稳重得多,历练人生,老成练达,最终也同样未能逃脱厄运。作为一个具有独到见解,正直坦荡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又处在政治敏感度很高的新闻界这一环境里,是很难有别个选择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物一登场,命运几乎就定下了。作品中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和担当意识,那种“虽九死其犹勿悔”的坚贞、执着的描述,也都是很深刻的。

    书中有很多十分警辟的语句,如“恋爱就是把两匹马恋在一起,共同来拉人生的车”、“美丽的梦幻像纸一样薄,小小一个指头,轻轻地一戳就破灭了”、“孩子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政治上不管意图而只管效果”、“挂起来是一种保护”,等等,不一而足。

    真正的艺术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着多种可阐释性。这部作品,由于具有丰厚的文化蕴涵和沉重的历史感,同样有着广泛的可言说性。这也是学者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英国大作家康拉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作品一旦面世,它就变成公众的了,不再仅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而读者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语境下接触作品的,不可能与作者原初的意图尽合榫卯,完全一致。其实,读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一切能够使心灵震撼的,或者艺术审美上能够予人以有益启迪的,都能获得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呼应。诸如,这部小说中的哲学意蕴、语言特色、意象的运用、写实与虚构、知识分子群像,以及学者小说的特点等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的。

    写到这里,想起了老杜的两句诗:“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后一句,定安先生当之无愧。当然,若说“毫发无遗憾”就未必然了,作品确实还存在着诸多可以改进、可以探讨的方面。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觉,是学者最高的自觉。有的论者似乎把这部小说中一些理性色彩较浓的部分看作瑕疵;而我,与之相反,倒是觉得哲思理趣应该适度地强化,以充分彰显作者自身与学者小说的特殊优势。再者,人物的对话可以进一步体现社会与时代的特征。作品为人物起名字是一种学问。这部小说里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颇有时代特征与个性特点。当然,也要适度,否则,会产生贴标签的负面效应。我想,假如作家换一种叙事手法,更多地采取一些西方现代化的叙述方式,可能会使作品更加集中、生动,更为耐读,而且震撼力也会更强一些。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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