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类课题，最理想的应采取一种对话形式，遵循“共同话题，不同声音”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引起对话兴趣，引导讨论的深入。共同话题，强调的是同等智慧水平，共同关注所要谈论的内容。而不同声音，则是对话应该立足于不同文化资源、知识背景和审美经验，做到众声喧哗，发挥各自的独创性。应该说，我们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在座的都层次很高，视野开阔，有比较深厚的学养。但是，按照校方的安排是我来讲演，所以，也只能由我来充当“一言堂主”的角色了。今天围绕着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学，主要有四个话题：文学的存在方式；回归文学本体；个人化写作和作家的生命体验；借鉴与吸收域外的文化成果。
一
20世纪已经遁入深邃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世纪时，我们自然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世纪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得到允许，生物学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人克隆出来；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弹、核电站；宇宙空间无限地扩展，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更遥远得多的星球；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在一起；面对电子计算机创造的不可思议的现代神话，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会瞠目结舌。但是，在兴奋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会产生种种惶惑。文学界的朋友自然要想到未来文学的前途与命运。
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断言：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会消失。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视、电影、互联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本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破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换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有道理的，旧的印刷技术也好，新的各种媒体也好，确实不只是工具而已，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红楼梦》改成电视剧之后，导演与演员所给定的林黛玉的形象，就和我们从文本中所感知的不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米勒先生关于新的媒体出现之后，或者说在新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等等都会消亡的说法，我却不能苟同。道理在于文学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并非媒体的变化。情感是根据，媒体是条件。文学可以依媒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绝不会由于新的媒体的出现而走向灭亡。一般地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即所谓口头文化；后来有了书写文化，特别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传播的方式、传输的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出现了电子文化，它所带来的变化，人们怕是远远料不到的。但不管怎样变化，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可能消亡。
这是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来看。从实践中观察也可以得知，口头文学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了，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仍在应用吗？我们的许多知识来自于老师的口头传授，有一些甚至是从老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书写文学也是一样，在电子传媒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品不会淘汰，用纸张印制的报刊、书籍还会存在，因为它有电子媒体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应该说，口头的、印刷的、电子的传播媒体与传播文化，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它们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当然，随着现代电子媒体的介入，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画面和图像去接受知识、寻求娱悦，这使印刷文学的文本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参与生存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电子媒体与文学文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只有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也是不可能相互代替的。文学文本为电影、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反过来，电子媒体的出现，又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之后，销量立刻激增，就是明证。对于接受者、欣赏者而言，印刷文学产品与电子文学产品，各有各的功能，也各有各的优势。文学作品有两个渠道进行传播，总比一个渠道更好一些。现在流行的电子传播文化，以图像为其主要特征，更具直观性、快捷性、休闲性、趣味性，通过电视、电影和互联网观赏文艺节目，已经成为广大人群的嗜好，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语言、文字艺术的地盘日益被音像艺术所挤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类型的边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观看图像和阅读文本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你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不存在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调动你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一时没有想通，过后再深入琢磨，它为你提供持久的、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一般的影视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总之，我觉得应该说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新的媒体的介入，不会导致文学的消失。当年黑格尔老人曾经预言，文学会被哲学、宗教所取代。现在看来，这已经落空了。同样，米勒先生的担心也是没有根据的。另一句话，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将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并扩充现有的疆界。媒体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人的延伸。新的媒体的面世，它肯定会给文学以难以估量的影响，它会更新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更具开放性，也会直接参与对文学的改造，使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的面貌出现预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电子符号作品、多媒体作品和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现，在某些作家群里，产生了作家身份的网民化、创作方式的交互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流通方式的网络辐射化，必然会牵涉到文学基本理论中的诸多理论课题，如文学的存在方式问题、文学本体论问题、文学特征论问题、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分野问题、文学的语言艺术本性问题等等，都会相应地凸显出来。
从文学研究方法上看，发展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现代科技手段吸收了一系列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它主要是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智能化技术。比如，就汉语文学所使用的“中文全文文本检索系统”而言，它经历了字符串检索、词语检索之后，现在已经发展到智能检索阶段。目下，《红楼梦》数据检索系统不仅能检索单字、双音字、成语、助词、副词，而且可以完成修辞手法、心理描写、爱情展现，以及戏曲、音乐、绘画和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医药保健等古代文化方面的检索要求。再比如《全唐诗》数据和速检系统，两分钟内就能把总数在五万首以上的全部诗篇中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诗和相应的标题、译文，以及它在《全唐诗》中的册数、页码、行数，一一检索出来。新技术带来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得理论思维从假设、猜想、推断和模糊认定逐步走向实证、准确、精密和科学化。比如，研究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可以运用数据库系统统计出他的全部作品中语词的使用频度，从而把握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与规律。这是定量分析。还可以由知识库、推理机和数据库组合成为专家系统，把定性、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做出研究对象的定性化结论。借助这些科学手段，帮助研究人员鉴别作品的真伪，考订作品产生的环境，推断作品创作的准确年代，把握作家的创作特征。从作家自身的角度，通过信息的广泛采集，高效利用一切资料，补充知识缺口，完善认知结构，更新创作思路，实现不断的创新，使自己的创作适合新的要求。
二
下面谈谈新形势下散文与小说的创作问题。
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火爆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出现了大文化散文、文化历史散文，许多学者加盟其中；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女人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人在世俗红尘中的瞬间体验，善于将女性那些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显于笔端，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了极致。与此相关联，一些明星角色执笔为文，获得了显著的市场效应，这源于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和读者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于成功成名的期待与想象。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这两类作品的热潮维持的时间不会太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以文学形式传达人类从遥远的时代便开始了的上下求索，对人或人的群体的富有穷究意义的质询，钻进人的最深层面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的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使得许多读者反复展读，经久不辍。它们或表现为个人对传统文化经常性的回瞻，留连于逝去的过往情事，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如余秋雨）；或者采用一种平实亲切、自由随便的语体风格，放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外在的抒情性或诗化的语体，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如金克木、季羡林、张中行）；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如韩少功、张承志）；或以终日冥思苦想、仰问苍天而最终依然被疑难笼罩着的智者身份，经由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为精神荒芜、意义贫乏的文坛树起了一个个思想者的雕像（如史铁生）。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面对全球化新的形势，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体现一种超越的内在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表现内在人性，并将它不断引向深化和多样化的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自然是说，文学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文学，确实是命途多舛的。在摆脱掉政治羁绊之后，今天又遭遇到金钱的重压。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随着现实社会节奏感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人的巨大精神压力，加上反道德、反理性、反信仰、反秩序、崇尚竞争、追求享受的情绪的滋长，使许多政治与文化实践逐渐异化为经济活动，经济实际利益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秩序之下发挥着制约作用。因此，回归文学本体，就应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
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要警惕媚俗的时尚。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诗意的失落是个突出问题。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是今天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个普遍的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这也正是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应该注重蕴涵的深度，沉入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更多地潜入生活表象的下面，去探寻人的生活的真实状态，探寻人的自我心理活动，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焦虑、浮躁、困惑等）的深切关注，实现对生活表层背后的严峻现实的深刻剖析。这里所说的思想含量，当然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什么外加的“作料”。这里说的回归文学本体，有别于那种只关注个人经验，迷信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对这类文字，有人斥之为“梦游者的呓语”，我看倒像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注释。
说到人性，这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它的全部内涵，既包括人的各种本能欲望所表现的生理需要，即所谓自然属性；也包括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之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以及心理、情感的需要，即所谓社会属性。前者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后者——现实、具体的人性则随着环境、背景的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可变性和开放性，从而构成人性的无限丰富的形态。这种无限丰富的形态，凭借作家的观察、体验，主观审美情感的投射，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经过重新打造和艺术加工，具有感性化、形象化、个性化的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艺术魅力的重要构成。
这种人性描写的趋势，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大体上分作四个阶段：70年代末，新时期一开始，伴随着思想解放，小说创作就将艺术的笔触聚焦到人性揭示上，以觉醒了的人性意识去观照刚刚过去的非人性的政治意识统摄下的人性的扭曲、人性的畸形，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进而以解禁后的自主心态去状写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剥离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躯壳，刻画泛政治意识解除后人性意识的觉醒，叩开一扇扇透视真实人性的窗口，从展示真情、大胆地描述爱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幅清新的人性画卷，这以一批初涉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为主体。这是第一段。就我阅读范围所及，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吉卜赛人》、王蒙的《布礼》、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儿女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人性描写有了较大的拓展，作家们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以一种迥异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为参照，对于那些影响与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因素加以自觉省察，一是从反思历史到反思文化，通过对人性负面的审视以达到对健全人性的张扬；二是通过表现有现代意识的人物，肯定那些有助于实现现代转化的人性品格。像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传统理性框范的解体和人性形态的多元展现。通过表现远离崇高和神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存状态，展现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涵的人性内容和人生态度。如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朔的《顽主》、《过把瘾就死》等；再就是，借助新的文体形式和叙事方式，展现带有后现代特征的人物情感，展现特殊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特异形态；有的则以强烈、鲜明的个性化体验，表现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和心灵体验，大大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像苏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人的作品。
第四阶段，90年代后半期。尽管商业社会的价值导向使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占据中心地位，人性描写因失去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而流于感官与肉欲的描绘，但仍有不少作家固守着自身的精神追求，从多元选择、崇尚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品质与艺术风格。
这里说明两点：一是这种划分，只能说是近似，未必完全准确；二是这里涉及的只是人性阅读、人性批评这一特定角度，并未观照小说创作的全局。
三
关于全球化浪潮中文学创作发扬本土优良传统与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与时俱进、出新创化的问题。
在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明确提出，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没有坚强崇高的民族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会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传统的力量不容忽视，它的深层积淀的渗透性和承传性要远远逸出政治的或经济的道德的层面。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它具有超出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赶不上西方，但就审美思维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审美习惯和艺术传统是更接近艺术本质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要继承与超越传统，就必须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社会生活开放。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拉美文学的经验。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有位叫蒙田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刚进入了光明。”今天，蒙田的话有一半成为事实：“那一个世界”正在进入光明。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的生态版图上，拉丁美洲是一个巨大而鲜疾的文学群落。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现实主义、神奇幻景、体裁的混合、流派的驳杂，无拘无束的自由形式，赋予拉美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不论是从南美诸国到中美洲，还是从墨西哥到古巴，到处都有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耸立着，到处都有文学的巨人的身影在闪现。这情形有如南美足球之于世界足坛，从而同欧美文化传统形成鲜明的对峙。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指出，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在南美。也许说得有些武断，但拉美文学的不可小视，确是实际。
从19世纪初开始，拉美文学就是坚定地跟着法国古典主义走，30年代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1888年，他们提出现代主义，主旨就是要搞有别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到20世纪初，又觉得现代主义离拉丁美洲现实太远，提出“要扭断天鹅的脖子”，——质疑现代主义象征物。1910年墨西哥革命震动整个拉美，农民发动起来了，作家艺术家看到蹲在象牙之塔里没有出路，提出了乡土文学、大地文学、原住文学等口号。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上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这些拉美作家自己又觉得没底了，于是纷纷跑去欧洲学习，博尔赫斯、帕斯、阿斯杜里瓦等人都投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学到最后，所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背叛情绪。本来，他们搞梦幻结构，搞意识流都很地道，之所以还要背叛，是他们认清了拉美和欧洲毕竟距离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到本世纪末，一大批出色的作品产生了，如聂鲁达的诗、博尔赫斯的诗歌、散文、小说，卡彭铁尔的长篇，有的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到了60年代，出现了所谓“文学爆炸”，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一大批作家震动世界文坛。
为什么一回到本土，形势就发生大变？说明一种观念的产生，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有生命力。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就总的趋势看，未来全球化的倾向必将比本土化的倾向更强大，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要在认真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文学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它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渗透与推进，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马尔科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中国，到处都在谈论《百年孤独》。莫言甚至说，我恨不得跪在马尔科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面前叫一声老祖宗。他的作品中意象夸张，感觉爆炸，叙述调度和时空意识，等等，都明显受到马尔科斯的影响。其他像张炜的《古船》中追寻家庭历史主题的构架，札西达娃表现于雪域小说中的魔幻精神，马原等人借鉴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叙事迷宫，从而进行一番叙事的革命，也都是明显的证明。直到现在，似乎中国作家对于拉美文学的兴趣仍然不亚于西方现代文学。这里除了它的奇诡、神秘和新鲜感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拉美国家的国情与我们相近，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较西方发达国家为多；而且，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获得世界承认，乃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与鼓舞。
但是，问题也就恰恰出现在这方面。学习中，有些人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渴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有的过于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口吞进一只大象；有的心急火燎，不能平心静气地沉下来仔细加以研究，缺乏对一位作家的认真探索，更不要说对于拉美文学的整体把握与整合了。何况，其间还存在着文化准备和学养上的巨大差异。有人从当代拉美和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较他们的学历和外语水平，发现人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一个至几个硕士或博士学位，普遍精通两门以上外语；而我们的作家许多人只有中学文凭，普遍不懂外语。这种潜在局限的制约一时还不明显，有的因个人的灵性和生活积累与外域技巧的契合，暂时还会造成一种迷惑和假象。但从长远来看，种种先天缺陷与后劲不足和盲目生吞活剥的做法，必然要带来一定的后遗症。
其实，这种对于拉美文学的简单模仿与盲目照搬，正是二十多年来整个当代创作界借鉴域外文学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们在二十年间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什么“场”呀、“熵”呀的自然科学术语也充斥于文学论文中；后来，又有卡西尔、索绪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一直到90年代的德里达、福科、杰姆逊、萨义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下子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作为一种补课是必需的；而且，从汲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这样，才能进行理智的择取、冷静的鉴别和深入地消化与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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