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5日）

    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曾李异同论”，说的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这对师徒的心灵苦楚。

    进入正题之前，先做两点解释：

    第一点：我这个讲座属于学术研究性质，重在知人论世，揆情度理，从人性这个侧面，分析曾、李的个性特点、人生道路抉择及其相同、相异之处，目的在于给予听众以心智上的启迪；而不是罗列事实，重复那些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故事；即使联系到必要的史实，那不过是为了说明我的论点。那么，我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晚清重臣，虽然都是身居高位，执掌铨衡，却各有其难以言说的处境上的艰难和心灵上的痛苦。曾国藩的苦，主要来自于内在，来自于过多、过高、过大、过强的欲望。他要建盖世的功勋，又要当浊世的圣人，结果不仅横遭猜忌，内心也充满矛盾，“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活得又苦又累。李鸿章的苦楚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他所秉承的哲学，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似乎活得潇洒从容一些；可是，他同样备尝苦楚——身处阴险的西太后和强权的洋主子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无法逃脱“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这一千般耻辱、百倍难堪的角色，这样，就得时时记得、刻刻面对国人的唾骂，内心自然也痛苦不堪。

    第二点，学术研究总是选取一个特定的角度。前面说了，我选取的角度主要是从人性方面分析，追求的是认识深刻、见解独到，而不是着眼于对历史人物做全面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承认，这两位大人物都是了不起的晚清重臣，他们的功业建树是不可磨灭的。我之所以选取一个特定角度，而不是像《百家讲坛》那样讲述史实，就在于对象是大学生。中学历史课本中，必要的史实已经交代清楚了；到了大学就应该着眼于思辨、分析，有的还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果说，知识分为信息、学问、智慧三个层次，那么，启迪思路、增长智慧，应该是大学生的本分。

    下面，书归正传。先说曾国藩。

    曾国藩大名鼎鼎，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青年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后来又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的评价是：“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地位最显赫而争议最大的一个人物。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这也是曾国藩的终极追求。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目标，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而曾国藩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二者全都得到了。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这是立功；在立德、立言方面，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他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可说是，志得意满，功成名就。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个“三不朽”，他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的罗网，进入了无形的炼狱。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升迁，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两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不苦吗？

    有句成语，叫“孤树加双斧”。曾国藩正处于这种状态，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苦楚。他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死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判，他都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苦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在外面苦，到家里还苦，在人前苦，在私下里也苦。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节烈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是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邵懿辰曾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实际上，他心里清清楚楚，正如日记中写的：“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但他已经被捆绑在自制的战车上，是无法逃脱的。他非常注重养生，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到了六十二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而他，竟然是一命呜呼了。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

    接着再说李鸿章。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名显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他为太傅，赐白银五千两为他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立祠堂十处。他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在京师建立祠堂的人。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对于这位晚清名臣，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六种形象：

    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不倒，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

    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

    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

    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

    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

    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这要多说两句。《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融为一体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没干成别的事。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毫无退避之念。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书》中，他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有洪秀全在，他还有用，现在洪秀全被他干掉了，清王朝就可以“卸磨杀驴”了。其实，即使在他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时，阴险毒辣的西太后，也早就在算计他了。她承袭祖上康熙皇帝的惯伎，专门利用汉员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不怕你曾国藩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宠信大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做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到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

    李鸿章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历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澴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秉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怕的是洋人，靠的也是洋人。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李鸿章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当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应该承认，李鸿章在兴办洋务、建设海军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理应遭到唾骂，但他确实也有难言之隐。在弱肉强食、国运衰颓之际，任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难以摆脱。他的问题在于，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当然，你若说他一点骨气没有也冤屈：由于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在忽忽悠悠地海面上，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个字。国贫民辱，“弱国无外交”，说来令人痛心啊！

    第13章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在第四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1年11月26日）

    一

    我在多个场合、多次讲座中，一直强调散文创作应该有深度意识、深度追求。值此商品大潮无远弗届，到处都是激烈的竞争，人们整天处于心身疲惫状态的今天，此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有人疑虑，广大读者在极度紧张之余，不会去接受思索的艰辛。理由是，人们忙碌了一天，渴望通过阅读暂得消闲，获取片刻宁帖与清静，在这种心态下，要追求什么深度，只能招致反感。也有人认为，在散文泛化的时代，关于散文写作，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体现现代意识、大众意识，如何写得轻松、自然，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而强调思想意蕴、深度追求，将会坠入所谓“深度模式”的陷阱，导致对现实生活重新组合，从而歪曲了生活质素的弊端。还有人担心，从前文学领域极度单一，现在开始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如果提倡进入哲理性的艺术层面，会不会以一种新的单一来取代旧的单一？会不会把读者早已厌弃了的说教式的逻辑形态引入散文创作之中，造成性灵萎缩、情感弱化？还有人认为，现在整个社会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心情浮躁不堪，读者自不必说，即使从作家角度看，肯于求深求异的怕也不是很多，“回到平面，取消深度”的说法，不是颇有市场吗？

    这里涉及到散文创作中的一系列课题，诸如文学的审美特征、审美诉求和创作感悟的超越性、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心灵体验的对接、作家的心态与创新意识等等，换句话说，要说清楚“深度意识”这个问题，需要从上述诸多方面加以认真地研究、探讨。

    先从当前文学创作、主要是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来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与人生、人的命运与生存价值，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创作主体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恢复其自身特征，作家将各自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内容化为自己的个体化世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审美期待。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新时期的文学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人生、表现内在人性，并使之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前，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排拒，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日趋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文学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而文学性是以独特性显现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米兰·昆德拉把模仿认同和从众求同称为媚俗。他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是“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他们往往还“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二

    文学确实是命途多舛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现实功利性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摆脱掉政治的粗暴干预之后，今天又遭遇到物质利益的羁绊和商品大潮的挤压。在一系列理由充足的符号秩序之下，经济利益实际上制约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命运。因此，要实现文学本体的回归，张扬艺术审美的个性特征，不仅要挣脱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功利化的躯壳，而且，还必须克服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导向对人性的扭曲，固守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保持自身的精神追求，确认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生命体验。

    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写作中，要警惕粗俗、平庸的倾向。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已成为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中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当下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察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这种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

    这里所说的哲理意蕴，当然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情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其中凝结着人生智慧。在这里，散文中的说理，常常表现为一种恰如其分的点醒与提升；而对于铺展开来的叙事、抒情，则可以成为一种丰满肌肉的筋骨奇突，或者必要的激活与调剂。这种理蕴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感悟、体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作家面对某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发而为哲思、理趣，成为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它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更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这种深度意蕴，不可能产生于刻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的个人话语造势，也不同于那种站在云端施放故作高深的迷雾，发布“梦游者的呓语”或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界说。它是渗透于形象、情感之中的生命智慧，着眼点在于运用艺术手段点燃、引导与满足人们探索未知的欲求。读者可以凭借自身审美的内驱力，进入一种超越的悟境，获得思考的愉悦。

    三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要把这种理性的认知落脚到创作实践中去，还有一段相当艰巨的历程。大前提是必须培植深邃的思想，努力提高认知水平与思辨能力；有了深刻的、科学的见解，尔后再设法将它组织到文章中去。依我三十余年的创作体会，对于散文、随笔来说，这方面的难度要远远超过论说文的写作。就是说，如何在叙述、描写、抒怀的过程中，以盐溶水、如汤沃雪那样，渗透进去、融会进去理念的、思辨的、感悟的意蕴，是需要大动一番脑筋、颇费一些周章的。

    常听到有的作家讲，哎呀，我是什么都不管的，就凭着感觉写作。没有艺术感觉，自然写不出好东西来；但是，若只是停留在感觉上，而缺乏深刻的哲学感悟，我想也会流于肤浅。好的文化散文应该是既防止自我的失落，又防止审美的偏离、思想的贫困。如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光有一般的感觉、体验，或者是困苦，或者是忧患，充其量只是一种“伤痕式”的文学，只能告诉读者有这么个事情。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能够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或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

    哲学有理性与悟性之分，或者说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之分。前者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是抽象的、思辨的，像老子的《道德经》；后者重直观、重联想、重形象，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审美实践紧密联系着，像庄子的《南华经》，禅宗也是，还有《红楼梦》。凡是传世的文学经典，都有特异的审美形式和深广的精神内涵、思想意蕴。当然，有思想不一定就有哲学视角。正如一位知名学者所指出的，《儒林外史》很有思想内涵，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十分深刻，对于知识分子和人生困境的思索有一定的深度。但它与《红楼梦》不同，并不具备哲学视角。

    科学技术以及一般学问的演进，是遵循进化论的法则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而哲学智慧则未必。长时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古代哲学说成是朴素的、低级的，似乎没有发展到应有的高度，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其实，这种说法大可商榷。试问：历经两三千年了，《周易》之学，老庄、孔孟之学，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又有谁人能够超越它们？

    在学习、思考和研究中，为了获得智慧，悟性是至关重要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可见，有了学问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学问由死变活，实现升华与超越。智性过剩，悟性不足，缺乏创见，是一些搞学问的人的通病。记得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说过，现在更多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他们面对客观事物（包括社会、自然、人生）和主观世界，总有自己独到的、比他人深刻的看法。这就需要智慧。

    有的评论家指出，西方的现代社会出现了精神危机，主要是表现为两种人大大增多：一种叫“空心人”，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成了无根的浮萍；再一种叫“碎片人”，不仅失去了外在的完整性，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所以，现代人需要智慧的指引、生命的开悟，需要对自己生命采取一种审视的态度。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羡慕农民，他说，他们即使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并不缺乏智慧。

    说到哲学思维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问题。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当然也是一种过硬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把纯粹抽象的论说转换成艺术话语的。在古人那里，这种矛盾也许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论说文就包含在散文范畴里。一部《古文观止》，一多半是论述性质的东西；每篇论文同时也是优美的散文。现在不行，现在的散文和论文，属于两种文体，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课题。散文作家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就是因为他比较好地解决了将文化认同的智性思考同诗性的激情、想象融会在一起，也就是把这些智性的哲学理解通过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相对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们的东西往往是智胜于情，理胜于趣，缺乏应有的审美性、可读性。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的做法是，在严格自省的基础上，刻苦钻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研习新知，弥补阙陋，扩展视野。通过对人生的经验、自己的学术背景进行全面检索、省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使知识储备得到升华，实现更新换代。我还颇得益于文友间的“对话”。我有许多年轻的文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锐敏，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既有精深的专业，又有广博的知识。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层次的参与者，围绕同一话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对话，彼此开启思想的闸门，相互“交换能量”，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火花就会迸发出来。

    四

    为了践行深度追求，问题意识是非常必要、断不可少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原理、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所有的学问，都离不开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说过：“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光是这样抽象地论说，大家印象不深刻，我想以大家都熟悉的张学良将军作为实例。在张学良身上有两大谜团：“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已经获得自由了，他为什么还不回大陆？这里以后者为例加以分析：1993年，两岸正在举行“汪辜会谈”。老将军对此异常关注，寄予了深切期望；表示“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自己也可以回家乡看看”。但是，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诚意，因此，回乡愿望也就落空了。那么，为什么他非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来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的深层意图，是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但是，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却又不是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原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想在晚年再完成一项千秋伟业——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提出问题不是目的，在于分析、说理。比如，人们经常会谈到“嫉妒”，这是人性中具有负面作用的心理活动。我在《成功者的劫难》一文中是这样剖析的：所谓“嫉妒”，实质上是一种鲜明的趋利性，一切嫉妒者瞄准的都是现实的功利，正像囊空如洗、衣衫褴褛的人不必担心遭劫被抢一样，那些穷途末路、潦倒终生的人向来也不忧虑遭人嫉妒。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嫉妒产生于相互比较，这就决定了当事者双方必然彼此熟悉，且又限于看得见、接触得到的范围之内。所以，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嫉妒心理的强弱，与引其发作的对象的距离成正比。这和磁性引力有些相似，距离越近，力量越强。嫉妒的产生，有赖于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即“同辈的嫉妒”。诗人不会嫉妒科学家的发明，老年人也不可能去嫉妒“少壮派”，初试镜头的学员对于明星角色只能产生崇拜心理，三军统帅的地位在普通士兵眼中带有命定的性质。嫉妒的对象，一般的多属同僚、对手或者邻人、朋友。

    我到一个地方参观、游览，总是习惯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那年到智利的复活岛去，见到岛上有许许多多石雕人像，可是，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魔怪？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当地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看着看着，我的脑袋里立刻闪现出一系列的问号：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何种需要，雕塑出这么多的石像？雕成这些石像，总共花费多长时间？其间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波折？石像雕成之后，是采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然后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操作把它们安置在三米高台之上？石像一律面陆背海，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又重又大的赭红色的石帽子？这帽子是装饰式的附属物？还是类似帝王冠冕那样的身份、地位的象征？为了什么要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全部推倒？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如果是人力推倒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如果是来自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问题连成了串儿，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文版的楚辞《天问》。这些问题，既是科学、考古工作者研究、探索的课题；也是作家叩问、悬疑、驰骋想象的所在。

    同样，读书、观史，我也习惯于通过提出问题、解答问题来探求规律、增长智慧。比如我通过多次研读《庄子》，感到这个客观对象境界之超邈、思想之复杂、身世之隐秘，远远超过其他先秦诸子。简直是疑团处处、迷雾重重，于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来了：

    为什么同是置身乱世，庄子会迥异于其他先秦诸子——对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会有那样清醒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会做出那种独到的剖析？对个体生命在乱世中的生存处境，会有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对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会有那么强烈的呼唤？

    为什么庄子对于人生悲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有那么深切的敏感与痛感？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的激烈阵痛中，庄子在广大士人热情奔赴政治活动、猎取功名利禄的洪流中，能够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中，庄子能够以其独特的识见，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雾障，守护内心深处的精神尊严，予后世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支撑与慰安？

    ……

    总共二十二个。

    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的原理，研索庄子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同样需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生阅历、生命体验，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全面分析，从而解读他何以会有那样的认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说。这样，面对庄子所产生的重重疑问，就可望一一索解了。

    五

    就我创作实践中接触到的，有关深度思考，既有人性探索、人生奥蕴、生存困境、命运抉择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有日常频繁出现、举目可见的身边细事。

    如同“需要”包括很多层次一样，人生面临的难题、困惑也是多层次的。就较高层次来说，诸如，遭遇生存、思考、创造、精神超越等种种难题，是必不可免的。种种追问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于是拨动心灵的弦索，让人心在世俗的日子里有了一种神性的向往。对生命固有的种种疑难发出各自的精神询问，对生存的种种困境做出艰难的精神跋涉，这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而由不同的作家从各自真诚的心灵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散文的丰富图景。

    就中等层次来讲，比如说选择，就要多复杂有多复杂。有人甚至说：“相对于命定，选择是一种痛苦。”因为选择是一场丰富而具体的心灵较量历程；大而至于人生道路，小而至于服饰择取，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番自我的确认与摒弃，都会发出关于存在、有无、意义、价值的追寻和思索。

    就十分普通的层次来讲，比如说看足球。号称“人类第一运动”的足球，自从英国人在工业文明崛起后发明了它，就以其巨大的魅力风靡全球。为什么呢？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同几位专家探讨，使我茅塞顿开。原来，从表面层次上看，它最大限度地契合了人类潜意识中的原始冲动——进攻、赌胜、争强、战胜对手，等等；再深一步探究，是它将这种原始冲动、竞争意识融入工业化大生产所倡导的团队精神、协调性、创造性、精确性。再进一步，可以看出，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公众仪式，从远古的祭祀到现代的阅兵式，体现出公众参与、表演性、程式化的特点，它既是张扬民族情感的烈火，又是化解狭隘民族主义的清风。球场上的对抗，其实也是文化的碰撞与沟通，既体现了生命的原始冲动，又充分反映出现代文化的品格。它的巨大魅力的产生，关键在于它的最本质的属性，是为观众（主要是球迷）的直接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物理空间，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为球迷们提供了情绪聚合与情感释放的机会与权利，形成了一种类似物理学中的“场效应”。在这里，地缘心理、民族情结、爱国情怀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与宣泄。场上，球员与广大球迷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情感融会贯通，相互刺激，直到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必然形成一种情感的潮流，一种巨大的魅力。我们的文学作品，面对一场足球大赛，如果只是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场面描写、比赛激烈、胜负研判上，而缺乏上述理蕴的发掘，不是太显得苍白无力了吗！

    深度追求，特别看重开发性、可研究性、可阐释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思考大于欣赏。现代艺术的特点在于它的开发性，或者叫可研究性。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的结论是划一的，任何时代、任何科学家都承认，水的冰点是零度，圆周率是3.14159……而文学作品的结论往往难以划一，可以有多种解释，因为最具文学性的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真正的艺术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多种可阐释性。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仅不同的读者、观赏者有不同的体验与感觉；即使是同一个作家，面对同一素材，在不同时刻、不同情况下，动笔来写，也会存在着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每一次鉴赏、每一次反映，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为在鉴赏或创作中，一方面是对象所展示的自在空间，一方面是赏鉴者、创作者以当下的心境、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这就为鉴赏或写作的结论多样性，亦即主体对客体的解释，提供无限多样的可能。

    人们早已厌烦在艺术欣赏中解答人所共知的常识课题。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其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就能完全把握艺术形象的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论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过这样的话：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则主张人是变化的，并且正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一言以蔽之，所谓深度意识，其实质乃是创新能力与创造精神。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