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文集:一年谈话今宵多-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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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16日)

    一

    我到过的国家不算少了,然而,对于这次拉美之旅却特别看重,行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这不仅因为我要踏上的是一片向往已久的神奇、神秘的土地,有机会接触到拉美这一范围巨大而影响深远的文化圈,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文化圈里,崛起了一个璀璨夺目的文学群落,到处耸立着文学的参天大树,闪动着文学巨匠的身影。这对于一个东方的作家是很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

    在这种心理驱动下,我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于是,《百年孤独》、《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玉米人》、《绿房子》这些长短篇著作便堆满了我的案头,有的书找不到,就从网上下载。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难怪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说:“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家在南美。”大家知道,拉美作家中,智利的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墨西哥的帕斯,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拉丁美洲和拉美文学毕竟是一个庞大的整体,要把握它的全貌比较困难。我只能就一两个突出方面进行研究,抚一斑以窥全豹;但这样一来,会不会陷入片面性和以偏概全的泥潭呢?也很难说。

    本来,魔幻和现实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一个是神奇缥缈的幻想,一个是清晰真实的存在。可是,在拉美这块奇妙的土地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现象却融合在一起,相反相成,共同孕育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这朵奇葩。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在1925年发表的关于绘画的专著;后来,委内瑞拉一位作家把它借用过来引入拉美文学。其特点是,情节离奇,内容怪诞,手法奇异,给人一种真假难辨、虚实不分、似是而非、扑朔迷离的感觉。它往往把历史事实置于神话史诗般的氛围之中,通过奇妙的构思,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创造一种魔幻境界,把拉丁美洲严酷的现实生活反映出来。

    这在《百年孤独》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它所展现的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以及马贡多小镇的百年兴衰历程,乃是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缩影,是拉丁美洲的奇特现实、驳杂文化同人类远古神话原型的统一体,其中蕴涵着对现实的无比丰厚的象征意义,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则具有世界性的寓言。它古老苍凉的叙述打破了时空界限,使得人类的蒙昧、荒谬和孤独具备了穿透历史的永恒性和伸向未来的无限性,它引导读者形象地反思了人类自古及今的愚昧、闭塞和无法摆脱的宿命。这种深刻的民族文化反省,犀利的批判眼光,凝重的历史内涵,尤其是作家对于死亡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生命的悲剧意识,现实与内心的孤独感,都给予读者极大的震撼。记得尼采说过,孤独者有三种状态:神灵、野兽、哲学家,可以说,它们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杰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拉丁美洲几代有作为的作家艰辛探索的结晶。这里首先要提到它的先驱者阿斯图里亚斯。在原住民印第安人心目中,外在的客观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人的幻象与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事物之间都有一种直接的特殊的联系。阿斯图里亚斯透彻地了解印第安人的文化精髓,在长篇小说《玉米人》里,以印第安人的原始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观察万物,为读者展现一个现实与神话传说混杂的独特世界。

    博尔赫斯的小说似乎追求一种镜子与镜子互相映照的视觉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像镜子一样迅速繁殖”;有意在情节间制造荒谬,造成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错觉。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情节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里面充满了玄思冥想和哲理、悖论。在那里,时间能够循环交叉,空间可以重叠并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小径分岔的花园》写一战期间英国准备以强大兵力向德军进攻,炮兵阵地在阿伯特。这一重要情报被德国间谍发现了,可是他无法传递,因为此时他已被英国特工马登上尉跟踪。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妙办法:设法找到一个叫“阿伯特”的人,然后把他杀死,这个消息披露出去,德军就会从这个名字上想到英军炮兵阵地的设置。一切都按他的设想完成了,当然,他也遭到马登抓捕。德国人果然猜到这个情报内容,实施了有力的打击。小说设置这一情节,是要通过它表述一种哲学思想。本来,阿伯特与事件全无瓜葛,却偶然间硬被拉扯进来,做了稀里糊涂的牺牲,他自己一无所知,正像西方谚语说的:“门槛之外,命运哭泣。”作家在小说中多次重复一句话:“未来提前存在。”可以说,当这名间谍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住址那一刻,这个阿伯特就已经注定死了。博尔赫斯在这里揭示了个人命运的荒诞性、不可知性。小说中一个重要构想,是通过他与间谍对话,展现一种哲学观念。交谈中,阿伯特有这样一段话:

    这张各种时间的相互接近、分岔、相交或长期不相干的网,它包含着全部的可能性。这些时间的大部分,我们是不存在的;有些时间,您存在,我不存在;有些时间,我存在而您不存在。这段时间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偶然机会,您来到我的家;在另一段时间里,您穿过花园后发现我已经死了;在另一段时间里,我说着同样的这些话,可我是个失误,是个幽灵。

    这些话语本身也是一座难以进入的迷宫。在博尔赫斯那里,文学描写的对象不单是人与社会、自然,也可以是时间与空间。正如拉美另一位著名作家富恩特斯所说:“博尔赫斯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

    我发现,阅读过程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对象化,同作家和作品进行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心灵的契合。读书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我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梳理出这样几个线条:

    ——这片神奇、梦幻而又充满灾难的土地,有着怎样的一番经历,有着怎样的文化积淀?

    ——这里的文学创作同这种神奇、梦幻的社会、自然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拉美的文化圈特别是文学群落,带有鲜明的欧洲现代派的痕迹,可否说明它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杂交、融合的产物?

    ——就主观因素讲,拉美作家具备哪些优异的素质、特殊的条件?

    我以为,弄清这样几个问题,对于研究拉美作家群的文化生成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准备在下述报告里,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

    二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确确实实,这里是神奇而又神秘的,至于神圣倒不见得,它不像耶路撒冷,或者我们的西藏——那里也有一种神秘感,但由于宗教的因素,同时使人觉得有些神圣。这里更多的是神奇、神秘。就说那条亚马孙河吧,长达六千五百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有七千多条支流,无论就河网密度、流域面积和水量积蓄哪方面讲,都占居世界首位,它每年注入大洋中的淡水占全世界淡水总量的10%。河道很宽,河口处宽达八十公里,里面布满了岛屿,有的比瑞士还大,所以有“河海”之称。特别是两岸的热带雨林,葱茏茂密,遮天蔽日,终年阴气森森;由于雨量丰沛,林木砍伐后很快又长起来,人们进去根本找不到路,更是无法出来,所以被称作“绿色地狱”。坐飞机往下看,整个都是茫茫绿海,河流穿插其间像蛇一样蜿蜒爬行。密林深处有人居住,那是原住民印第安人部落,完全与世隔绝,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已经住了多少代,里面究竟演绎过何等人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还有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从火地岛一直延伸到大陆北部,全长九千多公里,也是世界之最。

    就在这片山山水水之间,孕育了古印第安文明。当日这里分成许多部落、部族,操着一千多种语言,在拉美大地上留下了无数奇迹,尤其在农业方面对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培植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甘薯、南瓜、烟草、向日葵等农作物,后来传遍了世界。下面,我想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三处著名古迹谈点亲身的感受。

    玛雅文化肇始于公元初年,北起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南到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直达安第斯山脉,面积约三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统一后的德国,等于中国的皖、苏、浙三省的总和。玛雅文明包括天文、历法、工程学、数学、农业和文化艺术,它是印第安先民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自创造出来的。在玛雅神庙里,有一具一千多年前用水晶雕成的头颅,内部结构与人的颅骨构造完全相符,隐藏在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磨制的透镜片组合在一起,发出炫目的光芒。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公元1664年医学名著《脑的解剖》在英国出版,而玛雅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脑部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另外,水晶硬度非常高,仅次于金刚石和刚玉,这个水晶头颅是用什么加工的呢?难解的谜团,一个连一个。

    玛雅人有很高的天文知识水平。他们的天象台是一组建筑群,观测站的正东、东北、东南方向都有庙宇,分别标示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日出方向。历法是太阳历,一年分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另有五天忌日,合起来恰好三百六十五天。我国的彝族民间也有这种历法,也是十八个月。玛雅人当时测算出地球年是365.2420天,现在的准确计算是365.2422天,一年的误差不过0.0002天,就是说五千年的误差只有一天。他们还计算出金星年为五百八十四天,与现代的测量比,五十年误差只有七秒。

    玛雅人有自己的象形文字,由八百个符号和图形组成,词汇量达三万个。笔用毛发做成,以无花果的树皮为纸,记载着有关宗教、神话、天文、历史方面的内容。可惜的是,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这里,玛雅人委派一个通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文明,不料殖民者以典籍中记载的“都是魔鬼干的活”为由,下令全部烧毁。现今还剩下三部,经与刻写文字的石柱对照,得知上面是历史大事记。

    然而,就在创造这些高度发达的文明之时,玛雅人还是巢居穴处,刀耕火种,以采集、狩猎维持生活。那些无比高深的天文历法,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那原始生活的实际需求。

    1952年6月5日,人们在墨西哥高原一处玛雅文化废墟中发掘出一块刻有人物和多种花纹、图案的石板,当时仅仅是当作古代神话的雕刻。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之后,那些参与过宇航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才恍然大悟,那块石板上雕刻的,原来竟是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行器的图画,上面的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方向舵、天线、软管及多种仪表,可以一一辨认。于是,有人猜测,在遥远的古代,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智能群体可能乘坐飞船来过这里,教给当地人许多先进科学知识,然后又飘然离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公元9世纪玛雅文明突然灭绝了,至今这个谜底也没有揭开。

    另一处世界奇迹是纳斯卡线条。它是美洲以至整个世界的科学谜团之一。承当地文友告知,由于线条所组成的各类图形形体特大,在平地上无法观察,所以,只好在三四百米的高空中鸟瞰。那天,我们从秘鲁首都利马乘汽车到伊卡,四个小时之后,赶到纳斯卡一处规模很小的机场。乘坐的直升飞机,前后两排座位,加上驾驶员总共六人,噪音很大,而且颠簸厉害,心里够紧张的。飞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现场。这里地处利马以南四百公里的干旱少雨的荒漠上。纵横交错的线条,是靠移开坚硬的碎石块,让下层黄褐色的泥土露出地面而形成的,分布面积大约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线条组成鸟兽虫类、树木、人形等各种形状,形体非常巨大,最长的线条达三百米,一只大蜘蛛长五十米,秃鹰双翼展开长一百二十米,蜥蜴有一百八十米那么长,而一只卷尾毛猴也有几十米高。飞机往复盘旋,忽左忽右,观看地画四十分钟左右。我的整个精神都投入在这上面,完全忘掉了危险,只是瞪大眼睛盯住下面的各种画面。越看越觉得迷雾重重,疑窦丛生。

    为了破解这神秘的文化,秘鲁和外国的六十多位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在这一带反复进行考察。其中有一位德国女学者玛利亚·莱克,从1934年来到秘鲁工作,直到1998年以九十五高龄去世。她在这里待了六十年,终身未嫁。人们说:她到了这里就决心和纳斯卡线条结婚了。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但还坚持实地测察,有时累得寸步难行,就躺在线条旁边;后来完全走不动了,就叫助手背着去察看。可以说,她把全部身心、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纳斯卡地画。最后完成一部著作:《沙漠的神秘》。她用所得稿费雇了四个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片荒漠。她死的时候,纳斯卡小镇万人空巷为她送行,遗体就安葬在附近沙丘上。现在她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这是一间当地民众为她提供的小土坯房,桌上摆着一个烧水壶,两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挂在墙上,单人床前放着一双满是灰尘的拖鞋,一架旧打字机,两台漆皮剥落的照相机,一大团用以测量长度的白色纸条,还有重重叠叠的图纸。从一幅珍贵的照片上看出,她已经很老了,皮肤粗糙,皱纹纵横,系着一方印第安人的头巾,在荒原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紧抿着嘴角。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手只剩了四个指头,原来,那个手指是实地考察中因被有毒剌的仙人掌扎伤而失掉了。

    纳斯卡线条是1926年发现的,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定它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一千年;但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早提出的答案是,这些线条是古人类灌溉用的水渠;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张神秘的地图,里面标示了进入重要场所的通道;有的猜测可能是远古时代举行祭祀仪式的场地和路线;有的说,线条是连接圣地的宗教朝拜路径,而动物图形则是神灵的画像;还有的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书;玛利亚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她认为这些直线与螺旋线代表着星座的运动轨迹,这些图形预示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恒星将要出现的位置,这样,纳斯卡人就可以据此确定种植、灌溉、收获的时间;还有一种意见,画上这些线条,是为了让天上诸神能够了解到下界人群的祈求,以帮助他们搞好耕种、捕鱼及其他活计,比如猴子代表大熊星座,代表雨水,当地上干旱雨水迟迟不来时,人们就刻上猴子图案,使诸神了解实情;还有人认为这是外星人着陆时的飞行跑道……结论越积越多,谁也说服不了谁。

    拉丁美洲另外一处奇迹,是太平洋深处的复活节岛。这里归属智利。1722年复活节那天被人发现,由此得名。由于它充满了谜团,那里经常聚集一些探险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那天,我坐了五个小时飞机,航行三千七百公里才到达那里。一踏上这个孤悬在大洋上的岛屿,四顾茫茫,水天一色,那种“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苍凉之感,立刻涌上了心头。

    复活节岛最大的谜团是那数百尊巨石雕像。石雕为半身人像,一个个都是长脸、高鼻、浓重的双眉、长长的耳朵,宛如一母同胞,个头一般三四米高,最大的高过十米。每个雕像头上都有一顶用红色岩石雕成的大帽子。石像立在高大的石台上,全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据说,刚被发现时,大部分石像已扑倒在地,现今看到的一些立像,是近年以现代吊装技术重新竖起的。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又是怎么雕成的?雕成了以后,是怎么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又是怎么放置到三米高的平台上?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硕大无朋的红色岩石的帽子?这帽子是发式?是头饰?还是象征帝王的冠冕?为了什么要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推倒?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如果是人力推倒的,是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如果是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问题连成了串儿,简直就是一部外文版的屈原《天问》。

    岛的东南部有座石山,山下为采石场。坚硬的岩石像被切蛋糕似的随意割开。一百多尊石像,或立或卧,有的已经完成放在远处等着运走,有的加工了一多半,最大的一尊高22米,仰卧在山坡上。还有一尊石像全身和脸部已雕凿完成,只有后脑勺一点和山体连接,再有几刀就可以分开,然而它的制作者却突然放手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突然停止的。石斧、石镐、石钎、石凿散乱地弃置一旁。好像人们突然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顷刻间丢弃了一切,匆匆离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为费解。据考察,复活节岛为火山岛,由三座海底火山喷发而成,整个岛上至今还覆盖着火山岩和火山灰。从前,有的探险家记载,他们曾在这一带看到过新的地面,可是,再次经过时却不见了。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惊人的变故。

    还有人推算,雕塑这么多的石像,加上运输、安装,总工程量极为浩大,至少需要五千个精壮劳动力干上几年,可是岛上哪有这么多的劳动力?这个不到120平方公里的贫瘠的小岛,不能种粮食,也没有其他物产,就算是有五千名劳动力,吃什么?据小岛发现者罗格文海军上将记载,当时岛上住着各种肤色的原住民,黝黑、微红、褐色、白色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小小的孤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人种?他们来自何方?考古学家在岛上曾发现一些古代居民留下的所谓“会说话的木板”,有的长达两米,两面用石器或鲨鱼齿刻满了象形符号。这些古代文字至今尚未破译。大多数遭到了破坏,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块,分别收藏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

    关于复活节岛本身,也是一个谜团。当地原住民一向把这里称作“地球的中心”。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心态、根据什么,要把这个孤悬大洋之上的小岛说成是世界的中心?有的学者说,它是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太平洲的残存遗迹;有的认为它是太平洲上的海上圣地麦加或者海上墓地,居民每逢过节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就乘船来到此地;有的更进一步考证,它是太平洲的贵族墓地,根据是: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个个都是高傲地紧闭嘴巴、双眼下视,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正是那个文明古国统治者的尊容。有人根据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曾提到,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陆地,即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古国大西国,猜测这里是另一个文明古国。还有人断定,远在一万多年前,南太平洋上有块面积很大的陆地,上千万居民过着文明的生活,后来,突然发生了海陆变迁,大片陆地沉没海底,仅东部的边缘部分——复活节岛得以幸存。现在岛上所遗留的石像和其他文物,就是这一时代的遗物。但史书上并没有这种大陆沉陷的记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拉丁美洲的一段话。他说,大多数人把这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神秘的丛林,一个多山的荒原,或者一个落后的乡村世界,懒洋洋地沉浸在永恒的午睡里。实际上那要复杂得多。当我们写出“暴风雨”一词,欧洲人就会想到电闪与雷鸣;但很难想象出这里实际的景象:有的暴风雨可以持续五个月,没有亲眼见过的绝对想象不出它是如何的猛烈:整整几个钟头,急促的闪电接连不断,犹如血色的飞瀑,大气在连续雷鸣的震荡中颤抖,闷雷的炸裂声在山谷间久久地激荡。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还引述过一位荷兰探险家的所见:亚马孙河上有一条溪水在沸腾,五分钟就煮熟了鸡蛋。有一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声音一大,阵雨就倾盆而下。他还看到一个人站在一头母牛前祈祷,原来那头母牛耳朵里生了许多虫子,祈祷过后,虫子就一个个掉了出来。通过祈祷,也可以进行远程治疗,只要告诉牲畜在哪里,交代一下患病情况,就可以很快治好。

    我们不难想象,这些神奇无比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和悠久而神秘的、充满了诱惑力的人文积淀,对于拉美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创作构思、艺术风格,肯定会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三

    除了自然景观、历史积淀,这里现实的文化氛围也是神奇而独特的。拉美地区的歌舞种类繁多,就我所见到的,觉得里约热内卢的“桑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复活节岛的“羽裙舞”最有特点。那种步伐、节奏的快捷变化,韵律的急促,动作的剧烈,那种生命活力的迸发,人性的张扬,原始的野性、初民状态的凸显,情感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真是见所未见、耳目一新。

    东道主说,不到里约热内卢等于没有到过巴西,而不看桑巴又等于没到里约热内卢,桑巴被国民誉为“巴西的灵魂”。于是,我们首先就看了桑巴。剧场不大,舞台正面还延伸出两个桥形的过道直通到观众席,一对对相拥着的舞蹈演员随时可以蹿到观众中间。那色彩鲜明而又大胆夸张的服饰,激昂亢奋的鼓乐,充满诱惑的肢体语言,使台上台下共同沉浸在一种奇异的狂欢气氛之中,观众很快就被卷进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浪潮里。桑巴动作快捷,风格独特,把不规则的步伐同胯骨、臀部的摆动结合起来,体现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很强的发泄性。在打击乐的敲击下,跳桑巴舞会使人联想到树叶在狂风中的剧烈摇动。它充分展现了民族大融合下的巴西人民酷爱生活、热烈奔放的民族个性。有人说,桑巴是融化在巴西人血液中的民族艺术。也有人不无嘲讽地说:“什么叫桑巴?它是印度人的笨,黑人的愣,葡萄牙人的疯,添加一点咖啡因,烹制而成的一锅大杂烩。”我们回来之后,听说巴西文化部已经将桑巴舞蹈和音乐向联合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探戈是阿根廷的国粹,像我国的京剧那样;它可以说是舞蹈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阿根廷是个移民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时尚艺术和高雅艺术汇集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也充满着矛盾与困惑。有人认为,探戈舞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阿根廷国民性的集中体现。我们那天看到的是男女对舞、男女独唱和器乐伴奏。它融会了多国风格,集音乐、舞蹈于一体,音乐时而昂扬激越,时而如泣如诉;舞步狂热、奔放,交叉、踢腿、跳跃、旋转,变幻多姿,男子昂首阔步的雄风,女子的窈窕妩媚、风情万种,被认为是南美最具性感、最具感官刺激的艺术。阿根廷人通过探戈舞来恋爱、决斗,也用它与世界交流。他们的舞剧《探戈女郎》在北京演出过,它把激情的探戈舞和好莱坞式的叙事手法结合起来,用探戈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法国女子在战乱时期的悲惨命运。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探戈是一种高尚文雅的舞蹈文化,其实,它起源于一个世纪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当时,那里汇聚着各地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为了表现思念女人的苦闷和男女相依相恋的情感,混合各地的歌舞,创造出这种舞蹈来,一个男子扮演卖弄风情的女子,另一个男子则扮成求爱者,舞步快捷,臀部摆动,肢体缠绕,动作幅度很大,看上去像旋风似的。起初上流社会不予接受,传到欧洲后,德国威廉皇帝曾下令禁止,但在法国却得到了认可,这样就逐渐传开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大街尽头,有一间咖啡厅,据主人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博尔赫斯等一批著名作家经常在这里喝下午茶,一边品味着可卡因的感觉,一边欣赏着探戈舞。咖啡间里的红色皮椅、镜子和枝形吊灯,都是当年的旧物。

    应该说,在拉丁美洲,最能体现生命活力,也最具野性、最肆无忌惮的,还是复活节岛的羽裙舞。不经意间,一队无比健壮的男女演员,就突然跳到观众圈子里。一个个裸身赤脚,胯部围着一圈羽状的短裙,油黑的肤色发着亮光。后边有三四个人伴奏,乐器也都是很特别的。男演员手里拿着刻有奇形怪状文字的木板,蹦得很高很高,落地时,咚——咚,简直就像擂鼓一般,水泥地面都被震动了,表现的主要是力度,是豪放,是蛮勇;女的则往复扭动着柔软的腰肢,前倾后仰,袅娜多姿,反映着内在的力与形体的美。两相配合,穿插进退,持续十几分钟后,再变换新的姿势。他们同时欢快地吼着一种富有节奏感的“呜嗬,呜嗬”,听起来更像是远古初民的呼唤与呐喊。一个个气喘吁吁,热汗淋漓,真是“及其得意,忽忘形骸”,一时间竟忘掉了疲倦,忘掉了自我,也忘掉了纷纭万端的外部世界,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蹈里。他们像一群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没有东方人的斯文,没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纲常禁忌。

    看了之后,使我想起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读易》诗:“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诗人说,原始初民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浑圆、混沌中划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确是开启了千秋万代的“文明之窗”,不过,自此也惹出了无穷的“麻烦”,失去了自然与本真。

    在拉美,音乐与舞蹈是文化的混血儿,由印第安、欧洲和非洲文化多种因素经过长期的同化、杂交、融合演变而成,里面既保存着本土固有的文化成分,又广泛吸收外来的艺术营养;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有南美大陆相通性的特点。节目更多地体现着非洲与当地原住民的特色,音响激扬、浓烈,舞蹈动作洒脱、快捷,舞步粗犷、豪放,坚定有力,造型机动、自由。这是一种乐观的艺术,从中看不出任何病态的、颓废的情绪。因而被看作是降压阀、缓冲器,是对紧张、烦闷生活的消解,对严酷的现实压力的缓冲,对处于压抑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美的诉求。看着舞伴们变换着节奏,一会儿高视阔步,一会儿又相拥在一起,你会产生一种加入其中的愿望和陶然怡悦的感觉。

    如果说,从歌舞中接触到的是激情、狂热,是生命力的张扬,属于艺术的熏陶、精神的愉悦;那么,我在这片新大陆还曾看到一种与之完全相悖的场景,像我在某些拉美文学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它反映了拉美大地国民心态的另一面。那种情感的闭合,心灵的麻木,愿望的寂灭,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那天,我们搭乘亚马孙河的游船,从巴西城市玛瑙斯出发,沿着宽阔的河道向热带原始森林行驶。河面像天空一样渺远,渺远得简直让你忽视了它的存在。经过近两小时的航行,游船驶入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说是支流,其实也宽得很。这时河水正在上涨,大片大片的森林都浸泡在河边的沼泽地里,前面隐现着两艘飘摇、动荡的小渔船。又走了一段,游船在“魔鬼沼泽地”停泊了。岸边开阔的沼泽地上,零星地搭设着几个极为简陋的小窝棚——由木架托起的不能遮蔽风雨的茅草帐篷,这是以捕鱼为生的原住民的“浮家泛宅”。他们生活所需极少,仅足维持其生命的延续。在终年炎热的气候下,渔民身上除了一块窄布遮羞,再没有任何装饰。脸上普遍反映出一种冷漠、木然与呆滞,看不到丝毫的活气。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镜头:一只不足一米宽的小舢板向游船靠拢过来,驶船的是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几乎全裸的身躯皮包着骨头,瘦弱不堪,臂弯处蹲着一只猕猴,和小男孩一样的瘦削,一样的黝黑,它是专供游人照相取景的。游人纷纷拍摄,然后递过去一两枚硬币。而我所关注的却是小男孩的眼神。这种眼神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看不到哀伤、愤慨,凄苦、悲凉,也见不到欣喜、慰藉、乞求与期望,而是毫无感觉,麻木、呆滞中透出一种无奈,一种冷漠,一种绝望。我觉得,这是可悲、可悯、可叹而又可怕的。这样一个刚刚闯入世界的幼童,原本应该活泼、顽皮、欢蹦乱跳,可是,却像他的父辈那样,失去了发芽、开花,发酵、蒸腾,喷射、爆裂的热力,只剩下了淡漠与麻木。是什么东西摧残了他那幼稚的心灵?是哪些因素使他的心长起了厚厚的硬壳?它使人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写到的可怜的芳汀姑娘:“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

    导游员正在讲“魔鬼沼泽地”的来历。他说,这里原来都是热带雨林,世世代代生活着印第安原住民。葡萄牙殖民者强制他们砍伐和运送这里的贵重木材,受到当地民众的反抗,殖民者便大肆进行屠杀。为了报复他们,原住民把木棍插进死者的身躯,加进去箭毒木的汁液,让它充分腐烂化毒,然后刺向入侵者,使其遭致严重的伤亡。于是,殖民者就对印第安人施行整个村落的血洗,河面上漂满了尸身,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流水。从此,“魔鬼沼泽地”的名字就传出去了。

    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善良的。公元1492年,当哥伦布第一次踏上新大陆时,曾这样描述过:印第安人“游向我们坐着的小艇,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鹦鹉、棉纱、标枪和许多其他物品……他们很乐意地赠送所有的物品。他们全都赤裸裸行走,光着身体……没有携带、也不懂得武器。当我们把剑拿给他们看时,他们抓住了利刃,因无知割伤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你向他们要东西,只要他们有,就从不会拒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动邀请任何人来分享,表现出他们的确是衷心爱你的。”韦里尔在所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也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时,和平的土人用礼物和殷勤的款待来欢迎这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当成神或者超人。”可是,这些殖民者又是怎样对待印第安人呢?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在1509年的“圣谕”中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归顺的话,“我们便向你们开战,用我们所能用的一切方式方法,使你们服从教会和王公们的约束;我们将抓住你们,你们的妻子、儿女,并将使他们成为奴隶”。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手挥舞着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最后终于把拉丁美洲征服了,伴随着的是历史上空前的种族大屠杀,至少有一千万原住民丧生。他们掠走的是无尽的财富;而留下来的,是落后、疾疫与贫穷。

    如果说,那些关于种族屠杀的陈年记忆已化作久远的伤痕;那么,现存的一代代印第安人的孑遗,对于新的种族压迫、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生存困境,则彰彰在目,刻骨铭心。反抗未见成效,忍受又不甘心,剩下来的唯有宿命、无奈,唯有冷漠与麻木了。

    四

    应该承认,从拉丁美洲作家群的文化生成来说,上述谈到的只能成为背景材料;在这一部分我想着重谈谈他们所受到的直接影响。

    当今提倡一种“合金文化”。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然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善于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看作异端,没有排斥与偏见,而是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我以为,拉丁美洲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合金文化。当年,殖民者踏上拉美大地,是要寻找黄金,掠夺财富,要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这种“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使我想到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而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联系,由于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的相近与一致,使拉美文学的整体性大于它的多样性,从而便于从整体上探索和解决文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品格、创作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突出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容看,拉美文学普遍存在着强烈关注民族命运和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特点,这同本地区动乱频仍、政治专制腐败有直接的联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列举了一系列战乱、政变之后,曾经气愤地指出:在拉丁美洲“一夜之间强盗变成了国王,逃犯变成了将军,妓女变成了总督”。1982年,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讲:“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这也正是清代诗人赵翼所咏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下子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汲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地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

    略萨在评论博尔赫斯时指出:他“不像一般的欧洲作家那样被束缚在一种民族传统上,他那无拘无束的性格为他在文化天地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方便;由于他流利地掌握了多种外语,使得这种活动成为可能。他那世界主义的思想,那渴望掌握广博文化天地的热情,那借助他山之石营造自己历史宫殿的愿望,都属于典型的阿根廷性格,也可以说是拉丁美洲性格。但是,就博尔赫斯而言,他与欧洲文学的频繁交往也是形成个人心理、性格的一种方式”。略萨还谈到,博尔赫斯的学识非常渊博,但写进小说的学问,不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只是作为创作艺术的一种手段,类似他作品中的“异国情调”,目的是给故事注入一些色调,赋予故事一种特有的气氛。博尔赫斯自己也说:“我浑身浸透了文学。”由此看出,除了借鉴、学习应该具备清醒的认识,还有个努力提高作家自身素养的问题。

    有人作过这样的调查:从当代拉美和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较他们的学历和外语水平、文学修养,发现拉美绝大多数作家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比较普遍,一般的都精通两三门以上外语,而且阅历十分丰富,许多人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眼界、胸襟十分开阔。而我们的作家本科以上学历很少,普遍不懂外语;谙熟人情世故,但经历简单、视野狭窄。这种潜在的局限与制约,正日益凸显出来。前些年有些新生代小说作家,一夜成名,但迅速由“速成”走向了“速朽”。为什么在自由自在、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里,他们竟然突然“失语”了?他们文学生命的长度为什么这么短暂?无疑与其自身的学养欠缺、后劲不足有直接关系。而散文创作的情况要好一些,由于有一大批学者和中老作家的支撑,即使遭受到一些冲击,也不至于滑得太远。这一切都说明,只是靠着一点天赋,一点灵气,暂时还能招徕一定的读者群,但长此下去就难以为继了。

    有些人也承认这方面的缺陷,设法加以弥补,可是,路子不怎么对头: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文采匮乏索性就一路“土”下去;有些人先天亏损,就盲目“进补”,对域外的东西不分“虚实寒热”,生吞活剥,效果反而不佳。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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