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汉阳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个生产大队落实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竹林大队及时将这个文件精神传达到了六个生产队，并通过大队的高音广播将文件精神传导给各个社员。对于即将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多数社员听之任之，顺其自然；只有少数人思想转不过弯，或者习惯了集体劳动，听说要分田单干，发了一些无关痛痒的牢骚，也骂了上面的干部几句话。
在分田之前，生产队先进行以家庭为单位，将生产任务分解到各家各户的试验，算是对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次预演。当时农田还没有分到各家各户，而此时已经到了水稻的“抢收”“抢插”的“双抢”时节，时间紧迫，农活繁重，为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队将需要收割和插秧的农活分解到了各家各户，并限期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任务。生产任务包干到户以后，各家各户都在想方设法尽快完成生产任务。令人想不到的是，那些看起来家大口阔、老弱病残的困难户，其生产进度却走在了前面，而一些有几个壮劳力家庭的生产进度却落到了后面。原来，困难家庭人多潜力大，他们几乎是全家老少齐上阵，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十来岁的孩子都下了地，真是人心齐泰山移，众人拾柴火焰高，农活最繁重的“双抢”也没有难倒他们。相反，家里有几个壮劳力的家庭已经没有人口的潜力可挖，他们只能按部就班地劳动，生产进度反而落在了后面。
八二年春天，竹林大队拉开了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六个生产队都按照每个家庭的人数和劳动力状况将农田分配到了各家各户，而邻村的高新大队还在观望。在分田到户时，生产队考虑到了各个农田的土壤肥力状况、距离村庄的长短、人民公社化以前自家的农田等因素，因此各家分到的农田基本是这边一块田、那边也有一块田。第六生产队在西边的黄土岗上有十来亩贫瘠的旱地，60年代中后期有来自河南的李姓一家人在这里安家，这片地一直由他们一家耕种，这次也就把这片地分配给了李家。
分田到户以后，生产队的耕牛也随之进行了分配。由于农户多耕牛少，只好两三家共用一头耕牛。随后，生产队的农具也比照分配耕牛的办法分配到户。
竹林大队以种植水稻为主，种水稻有耕田、耙田、平田三道工序，这是一种带有一定技术的农活，一般由生产队的中老年男社员来做。一些家里没有成年男劳力，或者有成年男劳力却没有掌握这门技术的家庭，他们就与能做这种技术农活的家庭换工，帮人家收割水稻或插秧，别人就帮这家做耕田、耙田和平田的农活。
分田到户以后，竹林大队的农民们真正享受到了农业生产的自主权，他们不再听从生产队长的哨子统一上工和下工了，也不怕耽误了上工少记工分了，他们自己掌握生产时间，以自己的生产节奏来安排生产进度。在谈虎色变的“双抢”时节，过去农民们每天披星戴月地辛苦劳动十几个小时，现在是在太阳出来之前，趁气温不太高抓紧干一阵农活，中午太阳正毒辣的时候多午休一两个小时。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量减少了，生产进度却加快了。
再看看邻村的高新大队，当竹林大队的“双抢”已经结束一个星期了，高新大队的农民们仍然每天早出晚归地辛苦劳动，联产承包责任制和集体劳动立时就有了高低之分。秋收之后，当竹林大队的农民们享受丰收的喜悦时，高新大队的农民们则是对大队干部发出一片埋怨声。
那一年寒假我回到家乡，一次，我在田间散步，正当我举目面对着空旷的田野时，突然间高新大队的广播响了，大队支书高选槐在广播中做了一次深刻的检讨，说他自己放松了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学习，思想落后保守，跟不上形势，没有在高新大队及时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大家又吃了一年的大锅饭，实在是对不起乡亲们。对比竹林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变化，他决心奋起直追，马上就在高新大队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力争来年把农业生产搞上去。
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闲的时候，农民们不用每天都下地干活了，他们就有时间安排副业或搞多种经营了。在“农业学大寨”的年头，社员们在集贸市场卖点鸡蛋和蔬菜都胆战心惊，害怕公社干部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名目来没收；现在的政策是鼓励大家搞多种经营，发展生产，搞活经济，农产品可以放心大胆地在集贸市场出售。于是，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就在责任田里划出一块地来种植蔬菜，还有的先知先觉者则承包了生产队的湖汊、水塘养鱼。看到养鱼来钱快，一些农民就东拼西凑出几个钱，请人用推土机把低洼的农田改造成鱼塘养鱼。几年以后，大部分家庭都行动起来了，纷纷干起了养猪、养鸡鸭、养鹌鹑的养殖业，一些人还发展成了养殖专业户。再后来，一些农村的能人不再满足于干农活了，他们来到城市，有的打工，有的开小餐馆，有的租个门面卖服装，还有少数人干脆就拉起了一支队伍搞建筑或装修，自己接活当老板，以后就逐步发展成了农民企业家。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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