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还处在物资供应紧缺的时节。由于物资供给不足，国家只好对城乡居民生活必需品和紧俏商品实行定量供应，于是各种票证大行其道，五花八门且种类繁多，比如日常生活之类的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等；对于购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等高档消费品，则需要轻工业品票。当年若离开了票证，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的商品，所以那个年代物资部门和供销系统的人最牛了，因为他们掌握着紧俏物资的销售大权，就是其他单位的领导也得低三下四地求他们，以便购买一些梦寐以求的紧俏商品，何况普通老百姓呢？

    在农村，农民们依然很贫穷，但他们对一些紧俏商品，特别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轻工业品还是有所需求的。我的家乡以种植水稻为主，每年的雨水较多，在雨天，农民们除了大到暴雨可以歇一口气外，小到中雨时仍需要下地干活，因而农民们对雨衣、长筒雨鞋、胶鞋等有特殊的需求。平时大家都在节衣缩食地攒钱，以便有朝一日能够购买到梦寐以求的紧俏商品，但购买这些商品需要有轻工业品票，而国家是不对农民发这些票证的。当时除了一些在武汉市有亲戚的农民能够在亲友的帮助下实现个人愿望外，大多数毫无门路的农民只有叹息一声的份了。

    70年代初，汉阳县与武汉市物资部门合作，在我家乡的永安公社做了一次轻工产品下乡联合交易会，这次的交易会不需要任何票证，只要有钱就能购买到交易会里的任何商品，包括当时农民们盼望已久的雨衣、长筒雨鞋、胶鞋等紧俏商品。消息传开，农民们很是激动了一阵子，大家赶紧清理手中并不多的钞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在交易会上一显身手，购买到称心如意的紧俏商品。

    听大队的干部说，交易会设在永安街上，上午八点钟开始。我所在的竹林村到永安有五公里的路程，于是一些准备参加交易会的农民们天亮以后就徒步赶往永安，我当年还在读小学，就与两个弟弟一起跟着几个青壮年人去看热闹。

    竹林村到永安有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路面上铺的是公社和大队自行开采的石头，靠近永安这边的路面上还有一层铺盖的沙子。我们跟着大人们在路上行走着，沿途见到的多是准备参加交易会的中青年人，一些认识的人相互打着招呼，探讨着能不能买到自己中意的紧俏商品。一些人信心十足，表示只要有卖的，不管采取什么手段也要想法子弄到手；一些人信心不足，说能不能买到只有靠运气了；还有的人则是大泼冷水，说紧俏商品是僧多粥少，只有强悍的人才能购买到，大多数人只有看热闹的份了。

    当年的永安只有一条街道，街道的两边是生产资料门市部、供销合作社门市部、邮局、餐馆等。交易会的卖场就设在生产资料门市部里，由于没有更多的门面，门市部的窗户就临时充当了销售部的门面。好在生产资料门市部的窗户是用水泥做的，窗户里有钢筋做的栏杆，因此还是很结实的，经得起人们的拉扯。

    我们赶到永安街头的时候，交易会已经开场了。只见永安街道上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群，特别是交易会的卖场前更是拥挤着一大片的男性青壮年，他们把整个街道堵塞得水泄不通，行人根本就不能靠近，我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拥挤在一起，只好与两个弟弟远远地站立在一边看热闹。

    卖场拥挤不堪，而且秩序大乱，基本上是年轻力壮者的天下，谁的力气大，谁就能挤压别人从而靠近卖场的窗口。于是乎购货者相互之间的推拉、挤压、争吵声此起彼伏，整个卖场呈现出一片混战的状况。

    远远地看去，一些早到的人一手拉着窗户的铁栏杆，一手交钱购货，他们买到商品后就顺手交给后面接应的人，然后继续占据着窗口购物。后面的一些人则抱成一团，他们组成一个方队，一边呼喊着号子一边往前挤，试图把这些“霸占”窗口的人挤走。个别胆大妄为者则单枪匹马地干上了，只见后面一些人把一个年轻人抬了起来，这个人则干脆从黑压压的人头上往前爬，虽然遭到了人们的一阵叫骂声，但是他居然从人头上爬到了售货的窗户前。

    这种场面哪里是在购物，简直就像是在抢夺财物。看到这种场面，与我们同来的几个人直摇头，一边叹着气，一边诉说自己没有能耐挤进去。

    这种混乱的场面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商品交易会就在混乱中结束了。曲尽人散，街道上显得一片狼藉，一些包装纸袋等物品散落在地上，算是这场秩序混乱的交易会留下来的一点烙印与证明。

    在返回的路上，一些买到称心如意商品的人兴高采烈地谈论着，他们不时地把手中的“战利品”举起来让熟悉的人们观看，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一些两手空空的人则发着牢骚，表达出对商品紧缺的不满与无奈。对于儿时的我来说，这场“特别”的商品交易会，几十年来一直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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