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70年代，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处于“大公无私”的状态，农村以集体性质的人民公社为主体，国营农场很少。当时农村只有少量的集体企业，没有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农民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平时记工分，粮食及其他农作物按照每个家庭所挣的工分和家庭人口进行预分配，年底以家庭为单位，按照每个家庭所挣的工分统一结算。如果家庭分配不足，要么由生产队补足粮食，要么由生产队补发相应的现金；如果家庭分配超支，则应按照农产品的国家定价向生产队补交现金。

    农民在挣工分的时候，年度中生产队是没有现金分配的，但是每个家庭日常所需的油、盐、酱、醋、茶、烟、酒、衣服、鞋、帽等生活必需品需要用现金购买，家庭副业就是农民们赚取现金的主要来源。

    养猪是农民最主要的家庭副业。当年公社和大队是鼓励农民养猪的，即便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及“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极“左”时期，农民们养猪是不受限制的。究其根源，一是当时物资紧张，国家和公社也少有大规模的养猪场，肉食品的供应离不开农民们的养猪；二是养猪是农民们挣现金的主要来源，否则农民们就没办法过日子了；三是养猪可以增加肥料，对农业生产有利。即便如此，以家庭为单位来养猪数量有限，多数家庭每年养一两头猪，每年养猪五六头的大户比较少见，主要问题是每个家庭的余钱余粮不多，而猪饲料主要是米糠，有条件的家庭用点碎米，再加一些野菜、水草之类的辅料。当年的养猪大户有两类家庭，一种是家庭劳动力多，每年从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多，因为粮食不能自由买卖，只能通过养猪来换取现金；另一种是家里有人在粮食部门工作，或者是公社里的实权人物，可以低价购买到碎米和米糠。

    养鸡是农村最普遍的家庭副业。之所以说是最普遍的家庭副业，是因为每个家庭都在养鸡，多者养十几只鸡，少者养几只鸡。当时农村里有一个“鸡屁股银行”的说法，指的是农民养鸡的重要性。因为养鸡属于一种“投入少、见效快”的赚钱方式，鸡蛋可以在供销社换回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还有，过年的时候有亲戚走动，杀只鸡就是最好的招待。有一段时间，“割资本主义尾巴”闹得很厉害，上面规定每个家庭养鸡数量不得超过十只，否则大队出面进行处理。这个规定遭到了农民们的一致反对，就是大队干部的家属也不赞同，而大队干部本身对这个规定就有抵触情绪，只是嘴上不能明说，现在反对的人多了，正好就坡下驴，这个规定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养鸭也是农村的另一种家庭副业。养鸭不同于养鸡，鸡每天能够早出晚归，而且是在自家的鸡窝里下蛋。鸭就不同了，喜欢在野外活动，如果没有人照料，鸭也不会主动回家，所以当年农村家庭养鸭的比较少。

    工匠是农村比较吃香的人。当年农村有个说法，就是“荒年饿不倒手艺人”，指的是工匠有技术，走到哪里都能混口饭吃。工匠有木匠、锁匠、鞋匠、泥瓦匠之分，他们之中木匠是最吃香的，农村里的婚丧嫁娶、建房、打造家具或修理桌椅板凳等都离不开木匠。农闲的时候，木匠、泥瓦匠就被人家请去干活，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挣现金；锁匠、鞋匠就自己走村串户揽活挣钱。

    70年代的农村，如果家庭里有一个吃商品粮拿工资的人，就能应付家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开销，最苦的是家大口阔又没有门路挣现钱的人家，他们的苦日子是一天天熬过来的。

    二〇一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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