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国家推出了经济适用房政策，为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大开了绿灯。
经济适用房本是政府为“大庇天下寒士”在政策上给予优惠的廉价商品住宅。然而，在现实中，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并没有感受到经济适用房给他们带来了多少实惠。据媒体报道，目前经济适用房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经济适用房“嫌贫爱富”与“贵族化”。《北京法制晚报》调查报道说，在经济适用房小区，帕萨特、雅阁是主流，车主构成复杂，他们多住大房子，人们很难把这些“私车族”同经济适用房联系在一起。二是经济适用房“粥少僧多”，销售多“猫腻”，富了有“路子”的人。经济适用房一改“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初衷，成了部分中上收入者投资的天堂。由于经济适用房政策在操作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极易出现“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必然会助长腐败行为的产生。
其实，我国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还是从新加坡学来的。笔者去年11月份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参加了一个高级研修班，从中了解到新加坡经济适用房的来历。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最南端，扼守着马六甲海峡入口处的航行要道，往来的商船繁多，因此吸引了众多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的人们到此谋生。但这些外来人口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新加坡人，他们只是把新加坡当成了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客栈”，准备挖到了人生中的“金子”以后就告老还乡，光宗耀祖。何况华人“落叶归根”的思想根深蒂固，只要有了成就，没有多少人愿意在这里扎根，除非是混得很差的人，到头来无颜见江东父老了才客死他乡。马来人因为离新加坡最近，来此谋生的人也没有想在这里安家落户，印度人也大抵如此。新加坡独立以后，李光耀政府为了增强凝聚力，大力营造“新加坡人”的理念，希望来此谋生的人们成为地地道道的新加坡人。为此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居者有其屋”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政府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低廉的住房，以此鼓励人们扎根于新加坡。目前，新加坡全国约有90%的中低收入人群居住在经济适用房里，另外约10%的高收入者按照市场价购置了住房。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由于国小人少，个人的财产及收入状况很透明，因此不存在高收入者弄虚作假低价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情况，也没有哪个官员敢于以身试法为高收入者低价购买经济适用房大开绿灯。
经济适用房既然是政府为中低收入家庭在政策上给予优惠的廉价商品住宅，按照常理来说，其购买顺序应该先是低收入者，然后才是中等收入者。然而我国目前对中低收入者的信息欠缺，加之信息不透明，同时经济适用房与市场化的商品房价格差距巨大，这就为“暗箱操作”以及权钱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能够购买到经济适用房的不一定是中低收入者，这样就把众多的中低收入者推向了市场化的商品房市场，由此引发人们更多的不满。如此说来，经济适用房逐渐成了“去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政府在经济适用房方面已经提供了相当多的诸如土地价格、税收等优惠，到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低收入家庭廉价商品住宅问题，反而增加了民怨与民愤。
要解决我国目前经济适用房中出现的问题，就要将经济适用房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统筹考虑，按照让20%的人进入住房保障体系的原则，来安排相关的政策，而不是让它承担拉动经济增长的任务。
依笔者所见，要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大力推行住房保障体系比经济适用房更为有效。经济适用房是个人购置，即使购置成本大大低于市场化的商品房成本，但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来说，即便有幸成为经济适用房的购置者，他们也可能购买不起。而保障性住房就不一样了，对于没有能力购置住房的人来说，每月只需交一部分租金就可以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里，他们既住得起房子，又能提高生活品质，也因此消除了沉重的住房负担。
取消住房福利制度以后，我们国家推出了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难问题，但随之而来的购置不公、“暗箱操作”等现象又冲击了经济适用房政策。反思我国住房货币化改革以来的历程，笔者认为最大的决策失误就是没有及时推出保障性住房政策，而是把更多的人推向了高度市场化的商品房市场，其结果是商品房的价格直线上升，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人们为了购置一套住房而背上了一副沉重的经济负担，“房奴”随处可见。
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关注了住房这个大问题，严令地方政府必须把保障性住房作为一项关乎国计民生问题的大事来抓，各地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保证保障性住房的开工建设。然而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我们已经错过了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最佳时机。当前地方政府的保障性住房开工不足，媒体披露全国只有30%的开工率，各级政府都在喊缺钱，投入保障性住房的资金不足，真不知这项有利于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政策如何落到实处？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二〇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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