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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山西之前，我是从一首歌曲和山西的古今名人上认识山西的。

    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是一个远离家乡在外地求学的高中生。我的家离学校有十多里路，我当时在学校住读，只在每个周六的下午回家一次，周日则带上一周的粮食和咸菜匆匆忙忙地上路了。我家就在小奓湖畔，学校位于湖对面的奓山，每次往返都是步行，中间要乘一次渡船，家里与渡口之间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路程。

    有一次，我独自一人正在一片绿色的稻田之间穿行，空旷的田野里不见一个人影。正当我倍感孤独无趣之时，大队高音喇叭开播了，广播里传来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播出的正是经典名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杏花村里开杏花/儿女正当好年华/男儿不怕千般苦/女儿能绣万种花/人有那志气永不老/你看那白发的婆婆/挺起那腰板/也像十七八”……顿时，这首既亲切又清新自然、既旋律婉转流畅又曲调优美圆润的歌曲响彻在整个田野的上空。

    听着这优美的曲调，我立时就忘掉了孤独的感觉，心中激发出一股信心坚定、斗志昂扬的豪迈情绪，这种精神面貌一直激励着我走过了高中这一段艰难困苦的时光。

    说起山西的古今名人，我首先就想起了汉武帝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卫青。卫青奴隶出身，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被汉武帝封为车骑将军，首次出征奇袭龙城，开始了他十年的戎马生涯，并由此开启了西汉对匈奴战争反败为胜的新篇章。卫青对匈奴七战七捷，无一败绩，为历代兵家所敬仰。卫青是汉武帝时期的大司马、大将军，是历史上出身最低、功劳最大、官位最高的代表人物。卫青不仅战功显赫，而且人品颇高，他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从不结党营私；他对士卒体恤较多，能够与将士同甘共苦，因而威信很高。卫青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完美人物。

    西汉时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抗匈名将是霍去病，他是卫青的外甥。霍去病是一位少年将军，汉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十七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命为骠姚校尉，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他率领八百铁骑长途奔袭数百里，斩获敌人两千多人，包括匈奴的相国、当户官员，同时也斩杀了单于的祖父，俘虏了单于的叔父罗姑比。霍去病一战成名，勇冠全军，以一千六百户受封冠军侯。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任命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将军。此后多年的征战中，霍去病多次以少胜多，并立下了赫赫战功。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每战皆胜，因而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与卫青同被称为汉帝国的双璧。霍去病就像是一股强烈的旋风，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霍去病的人生虽很短暂，但他留下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至今激励着千千万万个中华热血男儿。

    春秋时期，晋国的公子重耳被动地卷入了一场宫廷之争，险些丢掉了性命。重耳的弟弟晋惠公唯恐国人依附于素有贤名的重耳，就欲先杀之而后快，于是便派遣刺客去刺杀重耳。重耳从内线得知了这一消息，就在刺客即将现身时仓促出逃，与狐偃、赵衰、贾佗、魏犨等人走上了十九年的逃亡之旅，并留下了一连串流亡列国的故事。流亡的日子虽然难熬，但苦难也是人生的一个好老师，重耳在逃难的时候广交朋友，深知民间的疾苦，丰富了自己人生的阅历。此后，颠簸流亡的重耳在一班权臣的帮助下回到晋国执政，他励精图治，积蓄国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开创了晋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原霸权，为后来的三晋（赵国、魏国、韩国）位列战国七雄奠定了基础。

    《赵氏孤儿》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据《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赵氏先祖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曾遭受族诛之祸，赵朔的遗腹子赵武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佑护下侥幸免祸。此后程婴在艰难险阻中把赵武抚养大，在晋军将领韩厥等人的支持下，国君恢复了赵氏宗位。这个历史故事在宋元之际被改编成剧本《赵氏孤儿》，从此广为流传，几乎是妇孺皆知。《赵氏孤儿》刻画的是一曲“道”和“义”的故事，彰显的是以程婴为首的一群古代英雄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忠大义、舍生取义、不屈不挠、敢于献身的精神。正是由于《赵氏孤儿》中对“道”和“义”所涵盖的价值观与美学观的阐释，中国人才对《赵氏孤儿》这个历史故事怀有一种浓厚的情结和特殊的感情。

    阎锡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据百度百科介绍，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汉族，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后随蒋介石去台湾。从辛亥革命开始，阎锡山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被人称为山西的“土皇帝”。

    阎锡山统治山西以后，就开始推行“村政自治”。按阎氏的说法，所谓“村政自治”，就是希望山西进入“村民自办村政之时代”。口号很诱人，现实却骨感。虽然阎锡山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但为了防止“阶级斗争”，同时他又规定了村长村副须有500到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如此一来，村一级的权力最终还是落入了那些“以无视法律为时髦，以违法为荣”的“地位很高的豪绅们”的手里。一直倡导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阎锡山，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地位很高的豪绅们”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

    阎锡山与一般的军阀不同，他除了牢牢掌握军队之外，还有比较高明的政治手腕，他拒共防蒋，苦心经营他的“一亩三分地”。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七七事变”以后，日军锋芒直指山西，而率领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的正是他在日本军校的同学、曾在他的晋军中担任重要职务的板垣征四郎，把这个山西的“土皇帝”气了个半死。眼看他的晋军抵挡不了日军的猛烈攻势，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病急乱求医”，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共产党的八路军这两只猛虎进入到他的地盘来，帮助他抗击日军。虽然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给予日军沉重的一击，中央军在忻口阻击战中也有顽强的表现，但终因实力上的差距以及阎锡山布防上的缺陷，日军还是如愿地攻占了太原，阎锡山则是很不情愿地让出了他的老巢。日军占领了山西以后，中央军销声匿迹，而八路军则把山西搅了个底朝天。共产党人在他的“地盘”上既扩军抗战，又建立了庞大的抗日地方政权，眼看着共产党的力量一天天发展壮大，他苦心经营的“村政自治”政治基础土崩瓦解，逃到河东的阎锡山直得干着急。

    阎锡山曾经说过，“山西有人才，武有徐向前，文有薄一波，我能得此两人，就可以称霸天下，可惜这两人都不为我用。”同为山西人的徐向前和薄一波岂止只是不为阎锡山所用，他们在与阎锡山的合作和对抗中都给予了阎锡山沉重的一击。

    抗战爆发以后，身处抗日前线的阎锡山自知没有能力发动和领导全民抗战，于是就请求山西的才子、共产党人薄一波从北平回老家协助他抗日。薄一波回到山西以后，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和方式，成功地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他熟知阎锡山的秉性，创造性地提出了“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工作”的指导方针，成功地把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此后，经阎锡山首肯，薄一波于1937年8月1日组建了山西新军，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他先后任总队、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并陆续派共产党员到各个纵队担任军、政首长职务，保证了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1939年12月，阎锡山深感已经发展壮大且被共产党人控制的新军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为了配合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即晋西事变）。此时薄一波率领新军各部闻警应变，粉碎了阎锡山的阴谋。阎锡山出钱出力，全权委托薄一波发展起来的5万多人的新军，绝大多数跟着共产党走了，到头来他只得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和“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可悲结局。

    解放战争中，徐向前以一支地方部队与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阎锡山军队作战，解放军英勇善战，连战连捷，而阎军则连战连败，接连丢失运城、临汾、晋中等城市。1949年4月，在太原围攻战的紧要关头，自感大事不妙的阎锡山找了一个借口，乘机逃离了太原。自此以后，阎锡山再也没有踏上山西这块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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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山西，自然要了解一下山西的风土人情，领略一下山西的名胜古迹。虽然《人说山西好风光》把山西描绘得很优美，但是联想起山西的黄土高坡、众多的煤矿、漫天风沙以及干旱缺水等，自小在南方长大、并且游览过不少山清水秀自然景观的我，总觉得山西的自然风光确实难以吸引人。

    既然不想观赏山西的自然景观，那就专心领略山西的地面文物吧。

    人们常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面文物看山西”。的确，山西这个貌不惊人的省份，其地面文物之丰富可以说在全国首屈一指。据统计，如今山西现存的地面文物约有3.5万处，高居全国第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第一；山西的古建筑、壁画、雕塑、石窟、古城、民居建筑在国内也是独占鳌头。目前山西保留下来的古建筑有18000处之多，已被确认的金代以前的古建筑有106处，而全国一共也只有146处；全国仅存较完整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仅有4处，全部在山西，堪称山西的省宝。

    5月5日上午，古城太原阳光明媚，气候宜人，这天正逢周日，是一个难得的外出游览的好日子。早上我们几个同事在一个颇具特色的羊肉馆里饱餐一顿以后，租了一辆车前往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东北12公里处的乔家堡村，距省会太原50公里。乔家大院是闻名海内外的商业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后又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时间虽然跨越了两个世纪，但是仍然保持了建筑风格的浑然天成。

    王姓女导游把我们带入了乔家大院，然后给我们讲解乔家大院的建筑布局。乔家大院雄伟壮观，分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有房屋313间。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囍”字。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3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瞭望垛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

    乔家大院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百寿图为“在中堂”主人乔致庸的孙婿、近代著名学者、篆书家常赞春书写。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副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进入乔家大院的大门，前面是一条长80米的笔直石铺甬道，把6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北面3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南面3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他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走过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

    进入一个介绍乔家家族图表的房间，王导游给我们介绍乔家的家族史和发家史。乔家的第一代人名乔贵发，他的孙子就是将乔家发扬光大的商贾巨富乔致庸。乔贵发大约是乾隆年间人，年少家贫，生活的艰辛，使他在30岁时都娶不上一个媳妇，最终只得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为妻。乾隆初年，为了生计，乔贵发走西口到了内蒙古，在包头一个当铺当店员，省吃俭用逐渐攒下了一点本钱。十余年后，乔贵发和一个秦姓同乡开了一个名为广盛公的小字号。有一段时间，广盛公的生意不景气，面临破产的危局，但是乔贵发诚恳待人的处事方式救了广盛公，一些债主不忍心看到广盛公破产，于是他们相约三年后再来收取欠账。在这三年中，乔贵发励精图治，精打细算，不但还清了欠款，还把生意打理得红红火火。生意复兴以后，乔贵发就把广盛公改名为复盛公。从乔贵发复兴生意的故事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乔家经商重诚信的品德，这也是后来乔致庸成为一代巨商的基础。

    王导游给我们介绍了乔家最初的发家史。据说乔家当初是靠磨豆腐发家的，当地有个俗语“要想富磨豆腐”，说的就是乔家磨豆腐发家的事，这句话同时也给大家指明了一条发财致富的途径。

    乔致庸生于1818年，1907年去世，享年89岁，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他是最长寿的一个。乔致庸的一生，历经了嘉靖、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见证了清朝从兴盛到衰败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乔致庸也浓缩了山西商人的一段传奇。

    乔家历经两代人的苦心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在当地已经是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出生于富裕之家的乔致庸，没有前辈那样的生活压力，他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志向规划人生。年轻时乔致庸的志趣不是经商，而是在他哥哥的影响下一心想为乔家挣个脸面。据说当时乔家有三门，一门人丁不旺，没有什么成就；二门则出了5个举人，家里已经竖了5个石旗杆；乔致庸所在的三门是做生意的，没有出过一个举人。当年乔致庸的哥哥是这个富裕家庭的一家之主，他不想让弟弟走自己的老路，而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将来如果再能中个进士，就可以大大地光宗耀祖了。早年乔致庸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而且开局不错。乔致庸青年时就已经考中了秀才，正当他力争为三门挣个举人而潜心苦读之际，他唯一的哥哥去世了，在这个家庭里，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打理这份丰厚的家族生意，他只得丢下学业，弃学经商，成为人数众多且经营有道的晋商中的一员。

    乔致庸第一个成就是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基本反映了乔家对包头发展起到的作用。当时包头是一个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当地除了马多以外，其他东西都很缺乏，这就给乔家做生意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乔致庸接手家族生意的时候，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乔致庸把包头作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后来发展到了北京和天津。乔致庸是一个儒生，很会审时度势，当年左宗棠西征时，乔致庸出了几百万两银子，他也得到了一个优先条件，就是西征大军到达新疆以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军饷，乔致庸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乔致庸第二个成就是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经商时，乔家还没有经营票号业务，当时经营票号的是平遥的日昌升票号，是全国5家票号中规模最大的一家。但是日昌升票号只有7个分号，他们不与中小商人打交道，一般小商人做生意还必须自己带着银子。清朝时社会并不太平，商路上经常有土匪和乱军出没，商人携带大量银两上路既危险又不方便，而携带票号开出的兑换汇票即便被土匪截获，没有密记是不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的。作为后来者，乔致庸做票号时采取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策略，他从中小商人做起，以数量取胜，客户多了，地域也就扩大了，便于将票号业务做到全国。乔致庸一连开了大德通和大德丰两个票号，在他的经营下，这两个票号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第三个成就是扩建了乔家大院。为了光大门庭，乔致庸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后来，他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乔致庸扩建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三分之二。

    民间传说，乔致庸命硬，既克父克母，又克妻克子。乔致庸年幼时就父母双亡，由哥嫂一手抚养成人。他一生娶了六个太太，都是明媒正娶的。乔家有个规矩，就是乔家的男人只能娶妻，不能纳妾。乔致庸前面五个太太先后亡故，他只好死去一个太太再新娶一个，第六任太太都可以做他的孙女了。

    参观完了乔家大院，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平遥。平遥位于山西中部的晋中，距离省会城市太原约90公里。平遥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

    平遥号称有三宝，第一宝是古城墙，第二宝是古城北门外的镇国寺，第三宝是位于城西南的双林寺，古城墙是游客必游的景点之一。

    到了平遥，我们请了一位姓张的女导游带着大伙参观古城。在景区入口处，我们坐着电瓶车前往古城南门。下车后步行了约50米，就到了护城河上的一座小桥上。站在桥上观看，发现护城河并不宽，大约3米左右，河底距离地面也不到4米。护城河看起来简单，但却比较“豪华”，因为护城河的河沿、河坡、河底全部是清一色的厚砖砌成的，砖的颜色、大小、厚度与城墙上的砖一样，只是河底干涸，不见一滴水，显得缺少生机。

    验票后我们进入了城门，里面是一个较小的城池，可以增强守军的防御能力。当两军对垒时，即便敌军攻破了第一道城门，后面还有主城门可以防御。小城池不大，里面很狭窄，敌军不易展开大规模的兵力进攻，这就可以延缓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墙上的守军则可以在四周居高临下地放箭和抛掷石头，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态势。

    小城池的正中有一条古道，古道的四周被铁栏杆围成了一个长方形。古道是用石砖铺设的，中间还算平整，但两边的石砖已经深陷下去了，各自留下了一条坑道。张导游解释说，清代晚期时的平遥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各个票号经常有马车拉着大批的银子进出城，这两条坑道就是马车压出来的。“这就是当年的马车”，我们顺着导游手指的方向回头一望，果然在左侧看见了两具马车，前面一具是货车，用于运送货物；后面一具是“轿车”，是达官贵人的“坐骑”。

    出了小城池，张导游带着我们往左边转了一个弯，前面有一个台阶直通城墙，台阶约有两米宽，中间是斜面的马道，两边是人走的台阶。登上城墙远望，城墙外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地面植被稀疏，风吹过后，尘土飞扬；城墙以内则是街道、铺面、市楼密布，基本保持着明清时的风貌。

    明朝初年，平遥开始修建城墙，明、清两代都有补修和修葺，但城墙基本上还是明初的原貌和构造。平遥城墙总周长6.4公里，墙高约12米，有古城门六道，东西各二道，南北各一道。鸟瞰平遥古城，形同一只欲行未动的乌龟，故民间对平遥有“龟城”之说。城池南门为龟头，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两两相对，形似龟爪前伸。

    导游领着我们在城墙顶上行走着，城墙顶宽约3米多，墙上筑有垛口，战时守军隐藏在垛口处观察敌情，或用弓箭、刀枪攻击敌人。城墙上有砖木结构的城楼，它既是瞭望所，又是守城将领的指挥部，还可以当作射击的据点。

    从城墙上下来就步入了平遥城内，张导游带着我们参观“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票号位于平遥古城西大街38号，大门临街，门面不大，看上去也很普通，大门的上方自右而左有“日升昌记”四个大字，右边自上而下标有“中国票号博物馆”。

    据说“日升昌”原来是平遥李大全取名为“西裕成”字号做颜料生意的商铺，在北京设有分号。一次，一个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客商需要把一大笔银子带回平遥，为了安全和方便，他把银子交给了西裕成的北京分号，北京的分号写了字据，客商回到平遥后凭字据在西裕成总号领到了银子。消息传开后，许多在北京做生意的山西客商纷纷要求西裕成帮他们捎带银两，西裕成老板李大全和大掌柜雷履泰从中看到了商机，他们在清道光三年（1823年）征募股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专营借款、汇兑业务，从中抽取佣金。升的繁体字为上日下升，日升昌便可读为“日日升，升日日”，为生意蒸蒸日上之意。由于票号业务越做越大，且利润丰厚，李大全就把西裕成颜料商铺改成了“日升昌”票号。此后，“日升昌”在中国很多省份先后设立了分支机构。19世纪40年代，“日升昌”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由此，雷履泰就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创始人，“日升昌”则成为中国民族银行的发祥地。

    “日升昌”是一座晋中民居和商铺相结合的建筑，既体现了晋中民居的建筑水平，又兼顾了这栋房屋的使用功能。“日升昌”总共有21栋建筑，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

    进入“日升昌”的大门，迎面就是票号前院，中间是一个堂院，四面是5间房，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为阁楼，下层为铺面。票号前院分一进院和二进院，一进院设柜房，对外营业；二进院设信房和账房，用于内部经营和管理。正对大门的一间房类似于今天的VIP室，用于接待大客户，里面设有躺椅和茶具，掌柜与大客户躺下来边喝茶边洽谈生意。

    在票号的营业柜房内，有一个地下金库入口，入口处有一个活动的木板，木板盖上后，平时上面放着一个小茶几，旁边各放一个座椅，供客户休息用。谁也不会想到，茶几的下面就是金库的入口，这也印证了“越是最热闹的地方越安全”这句老话。

    “日升昌”的主要入口处在西大街，这里是客商进出联系和办理汇兑业务的场所。在后街东郭家巷内还有一个入口处，其门洞设计为拱券状，上置垂花门罩。这里有一条狭长的通道直通南跨院，路面可行马车，票号货运马车可以驶往院内。

    从“日升昌”出来，一种失落感涌上了心头。当年“日升昌”票号的创始人李大全和雷履泰具有一种“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他们从一次银子“甲地存放乙地支取”偶然事件中看到了商机，创办了“日升昌”票号，由此带动了票号业的一度繁荣。然而，当更为先进的商业银行出现的时候，李大全和雷履泰的后辈们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妄图躺在前辈们的功劳簿上坐享其成，结果与商业银行失之交臂，最终使山西的票号退出了历史舞台。20世纪初，清政府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北洋大臣袁世凯、户部尚书鹿钟霖等先后邀请山西的票号加入股份，并恳请他们出人参与组建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参股，但实行独裁制的山西票号总部毫无远见，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大清户部银行的组建，坐失了机缘，也失去了将票号升格为商业银行的最后机会。山西票号诞生于晋商的独具慧眼、敢为人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却败于自己的目光短浅、畏缩不前，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们在平遥古城内的最后一站是参观平遥县衙。平遥县衙位于平遥古城中心，始建于北魏，定型于元、明、清，保存下来最早的建筑在元至正六年（1346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平遥县衙为我国现有保存完整的四大古衙之一，也是全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县衙。

    步入衙署大门内，迎面就看到了仪门，中间是一个堂院，两厢为赋役房。赋役房共有12间，既不符合封建时代建房用奇数的礼制，又没有历史记载作为佐证，让人心生疑问。据光绪八年（1882年）版《平遥县志》载，赋役房每侧5间共有10间，此处多出2间，原来是平遥县有关部门在复修赋役房时多修了2间，既然是修复，就应该尊重历史，有关部门为何不从历史记载中认真求证呢？

    仪门也就是礼仪之门，是一座强化封建礼制的建筑物。按照封建社会儒教伦理，人的一切行为举止，都必须上下有别，贵贱有等，不可乱礼逾制，因此在衙署中出入门庭也须遵循礼制。仪门有中、东、西三个门，中门平时关闭，只有知县在出巡、回衙、恭迎上宾、重大庆典时方才开启。两侧便门东为“人门”，西为“鬼门”，一般人可从两门出入，但是在提审、押解犯人时必须走“鬼门”。

    穿过了仪门，就到了大堂院。此处庭院宽敞，配有月台的大堂巍然高耸于正面。东西两边各有房11间，统称“六部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房”按照“左文右武”的礼制，东边是吏、户、礼房，一般由县丞分管；西边是兵、刑、工房，由典史分管。

    大堂是知县办理公务的主要场所，在整个建筑中，规模最大，上限最高，是衙署的中心和主题建筑。堂前配有月台，象征着皇权的高贵，威仪万千。

    平遥县衙大堂为五楹厅堂，中间三楹为公堂，正中后方屏风上绘山水朝阳图，屏前为官台，上方有官阁，也称“暖阁”。阁上方悬有“明镜高悬”匾额，比喻官吏执法严明、判案公正，或办事明察秋毫、公平无私。官台是权威的象征，官台上设案，上置“文房四宝”、火签筒、惊堂木，官印盒置于右侧。当日知县升堂端坐，正好是升起朝阳的位置，表示日丽中天，王法公允。大堂内陈列着七品正堂的部分仪仗，也称“执事”。按照清代规定“知县，青旗四，蓝伞一，青扇一，桐棍、皮槊各二，肃静牌二”的规制。

    大堂内东西两侧分别为“钱粮库”和“武备库”。大堂外东侧是“赞政亭”，知县常在这里接待各里坊耆老、乡绅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和告老还乡的官员等，以示“体恤民情”，实则为官吏同地方势力结盟之所。大堂外西侧是“銮驾库”，存放有朝一日迎接、导引“圣诏”的龙亭和仪仗。

    大堂背后是二堂，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落，可与后面内宅相通，所以二堂院门也称宅门。看门差役称“门禁”，也叫“门子”。门子日夜值守，闲人免进，如有人想求见知县大老爷，必须由门子通报，许多来访者为求方便，就要给门子小费。我们常讲的“走门子”“走后门”一词，可能出于此。

    二堂内东西耳房分别为“简房”“招房”。“简房”为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为知县的助手，正八品。“招房”旧时为典史的办公场所，典史俗称衙门中的“四爷”，排在知县、丞、主簿之后。有时知县外出或封印期间，则由典史代行职权。

    “招房”向游客展示和介绍了清代的“养廉银”制度。清初官吏薪俸低微，正七品知县年俸银才45两，就是这点薪俸，还要分出30两给师爷，自己只得到15两，显然难以维持生计，这就难以避免官员私下捞取好处。为根治以权谋私、挪借公款之弊，雍正皇帝设立“养廉银”制度，规定在任上的正七品知县每年有400～2000两的养廉银，根据县邑大小、赋税总额等拉开档次，类似于如今的激励机制。

    二堂外两旁，分别是“钱谷师爷”房和“刑名师爷”房。师爷既非官也非吏，是清代官僚制度产生的一种特殊名目，实为长官的“幕友”。师爷没有正式的行政职务，但实际上掌管着衙门中案件的审判，他们有着比官吏更为显赫的声望和地位。

    穿过二堂即为内宅，内宅是明清时期知县的生活区，正房五楹，中间三楹为客厅，两侧套间各一楹，为书斋及卧室。明清两代，知县一律易地为官，且不得携带家眷，知县在处理公务之余，只能在这块小天地里看书作文，吟诗抚琴，打发单调枯燥的日子。

    县衙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是“大仙楼”，上面供奉着守印大仙。据张导游介绍，知县每到春节前都要回家省亲，由于路途遥远，往返一次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此时就要“封印”，即把官印收藏在“大仙楼”上，狐仙也就成为守印大仙了。

    综观清代的县衙，它把司法、行政、财政三权合一，自上而下加以贯通，便于施政，符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但由于官员的权力过分集中，除了弹劾外，没有并行的监察制度，于是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现象盛行。如此说来，清代吏治不清、官场腐败，与这种官僚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3

    5月11日，又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周六。下午一点，我们从太原出发，乘坐租来的中巴车前往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

    出了太原城，汽车很快上了高速公路，路面上的车辆不多，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在南方，五月中旬是非常美的季节，野外有大片的绿色，到处是花红柳绿，姹紫嫣红，显得生机十足。而此时放眼观望，车窗外的景色只能用“单调”、“荒凉”来形容。公路左边的石头山不算高，山上几乎见不到一棵树，基本没有绿色植被；山脚下到公路这边是一片平缓的土地，大片的黄土裸露在外，地面荒芜，很少见到绿色植物；公路右侧是一大片的开阔地，行车途中不时见到已经风化了的耸立起来的绝壁。终于看到了农田，农田已经被精心地耕耘过，透过车窗看见一层细小的土粒，显然是在等待着播种的时节。沿途只见到几个零星的村庄，没有看到几个人。公路两边是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树枝已经泛绿，才使人感受到一丝春天的气息。

    单调的景观使人压抑，大家没有兴趣观景，一个个把头靠在座椅背上昏昏欲睡。我们一路前行，途中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停顿了一会，然后上车继续前进。

    终于到达了五台山游客接待服务区，停车后杨女士和小张去买票，我们下车后在小贩的摊点前流连。过了一会，杨女士和小张回到了汽车旁，我们赶紧走了过去。司机空车进入了景区，我们每人手拿一张旅游票进入了游客接待楼，验票后走了一段路，汽车停在公路边等着我们，大家上车后继续前行。

    景区公路直通五台山旅游区，公路两边都是绵延的山峰，山上树木成林，一片翠绿，与我们出了太原后的景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公路两边的白杨树高大挺拔，树下有一片一片的绿地，绿地间一条小溪穿越而过，清澈的泉水缓缓流淌。这里有山有水，在缺水的山西，五台山真可谓风水宝地。

    进入景区以后就是台怀镇的地面了，台怀镇距五台县城81公里，因地处五台山五座高峰的怀抱之中，故名“台怀”。镇北有一小峰，人称灵鹫峰，亦名菩萨顶，这里终年香火旺盛，是善男信女们前来五台山拜佛的必到之地。据说由于台怀镇有灵鹫峰和佛舍利，所以历代朝廷和佛教徒纷纷在台怀镇及附近修建寺庙，形成了佛寺鳞次栉比、宝塔如林的五台山佛教中心，怀台镇由此集中了五台山一半以上的佛教寺院。

    我们在台怀镇停顿了一会，带上王姓女导游后就一路前行直上灵鹫峰，四点五十分来到了菩萨顶停车场，下车后王导游带着我们参观菩萨顶。菩萨顶是五台山最大、最完整的喇嘛寺院，以宏伟的建筑和壮观的佛像雕塑闻名于世。相传菩萨顶是文殊菩萨居住的地方，创建于北魏时期，最初取名真容院，也称文殊寺。明朝永乐以后，蒙藏佛教教徒进驻五台山，大喇嘛就居住于菩萨顶。清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几次朝拜五台，也都在这座寺庙里居宿。

    菩萨顶一连三进大殿，有前后两处套院。前院为僧舍禅堂，后院是喇嘛住的地方。两边堂屋上盖的是孔雀蓝琉璃瓦，钟鼓楼顶盖上了黄色琉璃瓦，两者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非常引人注目。

    菩萨顶后院正房内存有四口大铜锅。据王导游解释，这些锅是过去菩萨顶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四月、六月、十月和腊月举办佛事活动时煮粥用的。其中最小的一口锅，直径接近两米。据说，有一个冬天，小和尚去刷洗铜锅爬不出来，最后还是搭上木梯才把他拽出来的。

    文殊菩萨大殿院前有石牌坊一座，石壁上有康熙御笔“五台圣境”四个字。文殊殿是供奉传说中的文殊菩萨真容的大殿，殿脊正中又置金碧辉煌的鎏金法轮，殿内佛坛上供文殊驾狻猊彩色泥塑像，东西两侧的佛坛上则供着十八罗汉塑像。

    文殊殿有滴水大殿之称。王导游介绍，过去文殊殿有一块檐瓦，无论春夏秋，也无论阴晴雨，总是往下滴水，日积月累，文殊殿前的一处阶石上面成了蜂窝状。据专家考证，这是建筑上的一种巧妙设计。以前文殊殿的琉璃瓦上留有小孔，瓦下有储水层，储水层下又有防漏设施，每当雨天，雨水透过琉璃瓦孔而存于储水层内。在阴天或晴天时，储水层中的水便慢慢地从檐瓦滴下。后来文殊殿在翻修施工时，不知保护殿顶存水的奥秘，储水层不复存在，此后再也不能滴水了。

    说到这里，王导游还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当年毛泽东从陕北东渡黄河后途经五台山，在参观菩萨顶的时候也听僧人讲了水滴阶石的往事，毛泽东听后会心地笑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还不知何故。“水滴石穿”既是一句成语，又意味着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毛泽东最终能打败蒋介石。

    从前院里出来，前面就是山门，山门前有108级石阶，暗指山西旧属的108个县。菩萨顶地势较高，站在108级石阶的最上面俯视四周，确实有一种虎视天下、傲视群雄的感觉。

    从灵鹫峰乘车下来，我们接着去参观殊像寺。殊像寺坐落于凤林谷口，面对梵仙山，风景优雅。据王导游介绍，殊像寺创建于元代，于明代弘治年间和万历年间重修，与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罗睺寺并称为五台山五大禅处，又为青庙十大寺之一，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寺院。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殊像寺”意味着有文殊菩萨的真像，寺名由此而来。

    殊像寺山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山门由两级白色的台阶组成，台阶的中间有哼哈二将塑像，为外八庙中仅存。进入山门内，左右两边是钟鼓楼，北边是天王殿，再北于35级高坛正中就是会乘殿。会乘殿把殊像寺的建筑分为前后两大部分：会乘殿前气势宏敞，肃穆庄严；会乘殿后假山雄峙，真山上又置假山曲径，楼阁殿堂都建于假山之中。这里的假山在外八庙中规模最大，园林气氛最浓郁。

    会乘殿是殊像寺的大殿，面阔7间，进深5间，重檐歇山顶，上层屋顶平面向里收缩，置巨型斗拱，殿宇气势十分宏伟。会乘殿是喇嘛念经、供佛的地方，殿内正面供高大的金漆木制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殿内两侧各置一座三层重檐高两丈余八角形楠木万寿塔佛龛，殿前有两组配殿，一组名“馔香堂”“演梵堂”，一组名“指峰”“面月”。

    殊像寺的文殊殿内有一尊文殊菩萨骑狻猊的塑像，高9.87米，是五台山台怀镇诸寺中最高的一尊彩塑文殊像。殿内的殿壁上塑造了五百罗汉渡江的故事，这是一幅长48米，高6.8米，面积为326.4平方米的彩色悬塑，反映了这些罗汉在崇山峻岭间，或是降龙伏虎，或是撼山探海，或是聆听讲经，或是端坐习定，或是脚踩水兽，或是坐船渡海，或是飞行空中的各种形象。

    殊像寺东侧，有一口泉水，名为般若泉。“般若”是梵语，为“智慧”的意思。据说，饮此泉水能长智慧、去愚痴。所以，不但佛门把这里的泉水列为供佛的“净水”，连清代帝王朝山礼佛，也专饮此水。因此，善男信女们来到这里，都会用瓶盛上泉水带回去与亲人共享。

    次日早上六点半，王导游带着我们一行人去参拜五爷庙。出门的时候是阴天，气温较低，感觉有一阵凉意。上车后，汽车把我们带到停车场，步行五分钟就到了五爷庙。五爷庙又称万佛阁，因佛殿内藏有万尊佛像而得名。

    进入庙内，只见人声鼎沸，香烟缭绕，香火旺盛，文殊殿和五龙王殿前排满了烧香磕头的善男信女。庙内有免费的细香，我们每人烧了三根香后自由活动，趁此机会，我在庙内环绕一圈，仔细观赏庙内的建筑。

    五爷庙面积不大，主建筑有三个，即文殊殿、五龙王殿、古戏台，其他的殿楼堂舍有20多间。

    文殊殿坐东朝西，是一座两层三檐歇山顶建筑，殿楼四角翘出，明柱围廊，玲珑剔透，很像一件内部镂空的工艺品，在五台山众多佛殿中别具一格。殿内供着三尊菩萨，分别是骑绿毛狮子的文殊菩萨，骑大白象的普贤菩萨，骑神兽的观音菩萨，三尊菩萨以及座下之骑都塑造得极为精细生动。

    五爷庙坐北向南，五龙王殿在五台山是大名鼎鼎的一处建筑。一般来说，佛教寺院是不供龙王的，而五台山修建龙王殿，据说是与文殊菩萨向东海龙王巧借歇龙石的神话有关。相传，很早以前，五台山地区酷热难熬，当地百姓深受其苦，专门为人排忧解难的大智文殊菩萨便从东海龙王那里巧妙地借来一块清凉石，从此五台山变得凉爽宜人、风调雨顺，成为避暑胜地。而这清凉宝石原本是龙王的五个儿子播云布雨回来驱暑歇凉之物，当他们发现歇凉宝石被文殊菩萨带到五台山后，便尾随而来大闹五台山，直把五座陡峭如剑的山峰削成五座平台，要讨回清凉石。但文殊菩萨毕竟法力无边，很快就降服了五位小龙王，让他们分别住在五座台顶。五龙王被安排在最高的北台，专管五台山的耕云播雨，他位列第五，人们称其为五爷。为感激五爷为五台山地区造福，人们就在此地为五爷建殿造像，并加以供奉。

    在龙王殿的对面有一座戏台，据称是为五爷看戏而修建的。传说五爷特别爱看戏，所以每年六月大会，都要大开殿门，让五爷居高观赏，以取悦五爷，使其及时赐雨，保证老百姓岁岁丰年。每逢初一、十五，来此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祈雨、唱戏、赶集等一系列活动。据说在五爷庙许愿很灵，因而这里始终是五台山香火最旺的地方。

    早餐过后，王导游领着我们去登黛螺顶。

    黛螺顶在台怀中心寺庙集群区东，位于陡峭的半山脊上。来到山下仰望，只见巍巍高山的半山腰间又耸起一座小山，山顶寺宇的山门和牌楼围在树木之中。小山形如大螺，盛夏时草木萋萋，呈一片黛青，故山顶寺宇名为大螺顶，又称黛螺顶。

    王导游介绍说，有两条山路直通黛螺顶：左边是古道，沿北端的山脊而上，山路略缓而斜，且小径回环，虽有点绕道，但攀登起来不太费劲；右边是新路，沿南端的山脊而上，山路基本是直上直下，路面全部是青石铺成。此外，还有一条空中索道通往黛螺顶。几个年轻人结伴从南端步行上山，我们几个体力差的决定坐缆车上山。

    缆车比较简陋，距地面约有一层楼高，因此坐在上面也没有恐惧感。由于视野开阔，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方位观赏风景的机会。

    从缆车上下来，走过一条长长的斜坡山路，我们来到了“大螺顶”的山门前。到山门前一看，杨女士已经站在这里了，看来她很善于爬山，只用十几分钟就爬完了非常陡峭的1080级台阶，听她说其他人还在后面艰难地攀爬，我们就在山门前边观望边等候。

    “大螺顶”坐东面西，牌楼前有一个青石铺成的台阶，台阶前有一对白色的石狮。山门外西南角有一汉白玉望景亭，放眼观望，望景亭玲珑剔透，招人喜爱。站在亭内，远处台顶隐约可见。这里空气清新，香风甜润，令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

    我们等候了十几分钟，几个徒步登山的同事陆续到达山门前，于是大家准备过山门。穿过“大螺顶”木牌楼，我们就进入了黛螺顶寺宇里。

    黛螺顶寺宇不大，占地3000平方米，内有殿堂僧舍48间。中轴线上由西向东依次有天王殿、旃檩殿、五文殊殿和大雄宝殿。天王殿是寺院的第一重大殿，又是该寺的山门，故也称山门殿。该殿面宽3间，单檐硬山顶，殿内塑有四大天王，天王殿两侧有钟鼓。旃檩殿坐落在六角台基上，边长为10米，上部为六角重檐攒尖顶，内供释迦牟尼，即旃檩佛。旃檀殿前侧长着一棵高大挺拔的古松，树影婆娑，树龄估计上千年。五文殊殿，面宽5间，单檐歇山顶，四出廊，无斗拱，内供五方文殊。大雄宝殿，面宽5间，进深9.6米，单檐硬山顶，五脊六兽，前出廊，内供铜铸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和帝释天、大梵天、迦叶、阿难，两山为十八罗汉彩塑。

    据王导游介绍，五台山有五座台顶，每座台顶都有一尊文殊菩萨，即中台的孺童文殊，北台的无垢文殊，南台的智慧文殊，东台的聪明文殊，西台的狮子文殊。人们转遍五座台顶，朝拜了五尊文殊菩萨，叫“大朝台”。黛螺顶五文殊殿里供奉了这五尊文殊，人们只要上了黛螺顶，就相当于上了五座台顶，一次就可以朝拜五尊文殊菩萨，因此人们称黛螺顶为“小朝台”。传说乾隆来到五台山，屡次欲登五个台顶进香拜佛，皆被风雨所阻，乾隆要求黛螺顶的和尚想个一次就能参拜五尊文殊菩萨的办法，于是黛螺顶的和尚就将孺童文殊、无垢文殊、智慧文殊、聪明文殊、狮子文殊合塑于黛螺顶的正殿内。1786年3月，乾隆再次来到黛螺顶，终于满足了他一次参拜五尊文殊菩萨的愿望。

    从寺宇里出来，我想体验一下游客行走1080个台阶的艰辛，于是独自一人先行从南端下山。这段路果然很难走，基本是70度的斜坡，且每一节台阶都比较长，中间的平台很小，由于登山的游客很多，游客不可能长时间停留在平台上。俯视山下，长长的台阶上，游客排成两到三列纵队正艰难地往上爬，一些中年游客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打听还有多远的路程。在上山的游客中，还有一些身穿青衣的居士混杂在人群中，里面居然还有20出头的青年男女。看着这么多的游客在艰苦地爬行，我们几个下山的游客只好停在台阶的一边等待上山的游客先走。

    下山用了12分钟，走过1080级台阶，正对面有一个凉亭，凉亭里有一个青石碑。走到凉亭歇息，乘机看了石碑上的文字，石碑的正面刻有“大智路”三个字，背面的文字记载大智路修建于1991年，由台湾高雄宏法寺住持开证法师捐款50万元人民币，在山西省宗教局和省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修建了这条路。

    我们在山脚下会合以后，王导游领着我们去参观显通寺。

    显通寺坐落在五台山中心区大白塔北侧、菩萨顶脚下，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是五台山建筑最早、最大的一座寺庙。显通寺俗称“祖寺”，朝山礼佛者，必先拜谒显通寺。

    走到显通寺前，只见山门上挂着一个“大显通寺”的匾额，山门外两侧各有一座石碑，石碑上模仿龙形和虎形，分别写着“龙”“虎”两个大字。据说这两座石碑是唐代的遗物，十分珍贵。

    进入山门以后，还要经过两个过道，过了两道门以后，才进入了正殿。王导游介绍，显通寺中轴线有殿宇七座，自前至后有观音殿、大文殊殿、大雄宝殿、无量殿、文殊殿、铜殿、藏经殿。配属建有铜塔、配殿、厢房、大钟楼、僧舍、厩库、禅堂、方丈院、粮仓等，现存建筑四百余间，均属明清时重建。

    我们商定在显通寺内以自由参观为主，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选择参观的重点，时间为四十分钟。随后大家三三两两地分散活动，有的观光，有的参拜，我把几个主要殿宇参观了一遍。

    观音殿又名南殿，是显通寺的第一重大殿。观音殿内中间供着观音菩萨像，左右供着文殊和普贤菩萨像。殿内两侧放满了经架，架上置有各种经书。过去，救助水陆众生的大法会——水陆道场也设在这里，所以又叫水陆殿。

    大文殊殿是显通寺的第二重大殿。大文殊殿内供着七尊文殊菩萨像，正中的为大智文殊；前面五位，从左至右依次为西台狮子文殊、南台智慧文殊、中台孺童文殊、北台无垢文殊、东台聪明文殊；大智文殊后面是甘露文殊。

    大文殊殿前有两座八角碑亭，碑亭里立有两座汉白玉石碑，一座是无字碑，一座是有字碑，有字碑是清朝康熙皇帝的御笔。传说八角碑亭原是两个圆形的水池，池里的水清澈如镜。有一年康熙皇帝巡游显通寺，来到文殊殿前，抬头一望，只见绚烂的菩萨顶端端正正坐落在灵鹫峰下，好像一条英武的龙，昂着头高卧在那里。一座牌楼是龙头，两根幡杆是龙角，一百零八层台阶从牌楼上延伸下来，正是龙吐出了舌头。正午时分，太阳照到这两个池上，菩萨顶的木牌楼两侧就出现了两个圆形的光环，好似两只龙眼。康熙害怕这里今后要出真龙天子，从而颠覆大清王朝，于是命人把水池填平，并在上面立起了石碑。康熙还特地写了一篇碑文，命工匠把碑文拓刻在左边的石碑上，右边那座故意不刻碑文。这样一来，两只龙眼变成了独龙眼，菩萨顶的龙脉就此被掐断了。

    大雄宝殿是显通寺的第三重大殿，殿内供着三世佛像，中为释迦牟尼佛，西为阿弥陀佛，东为药师佛，两旁有十八罗汉像，背后有观音、文殊、普贤三尊菩萨像。殿内佛像高大，金碧辉煌。

    无量殿又称无梁殿，是我国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从外面看是七间两层楼房，殿内却是三间穹隆顶砖窑，型制奇特，雕饰精细，宏伟壮观。

    铜殿外观为重檐歇山顶，共分两层，上层四周各有六面门扇，下层四周各有八面门扇。每面门扇的下端铸有花卉、松柏、鸟兽等图案。“龙虎斗”“龙凤配”“喜鹊登梅”“玉兔拜瓤”等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藏经楼内收藏有众多文物，有北魏时期铜铸的旃檀佛像，有北宋开宝年间刊刻的雷峰塔藏经，有明代人绘制在菩提树叶上的十八罗汉像，有杨五郎使用过的八十一斤重的铁棍等。寺内最珍贵的文物是千钵文殊铜像、铜殿和铜塔、无量殿、华严经字塔和重达九千九百九十九斤半的大铜钟。

    参观了显通寺内的七座殿宇，我们来到寺东南隅的大钟楼前，钟楼门为砖砌券洞，上面刻有“震悟大千”横匾一方。拾级而上，上层楼内有一个天启年间铸造的重达万斤的大铁钟，是五台山的巨钟之一，据说击声可响彻整个五台山。

    二〇一三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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