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依协

    198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等我从床上爬起，跑出走廊，冲到厨房里的电话机边，铃声却又戛然而止了。不祥的气氛沉重地向我袭来。一个小时后，弟弟安泰的第二个电话证实了我最不愿做出的预料：公公与世长辞了。

    最后一次见到公公是在1983年我回国探亲的时候。那时他还康健，头脑清楚，话声朗朗，悉心地听我讲叙在美国研究院学习和生活的情况，不时忆及60多年前他在美国攻读土木工程博士的生活，以及日后如何把学识与中国现状结合而有作为的情况。在他写给我的数封信中，多次勉励我用心读书，向有建树的物理学教授学习，学成后归国为祖国服务。1986年锡春表妹回国探亲，他又托她带给我们每个在美学习的晚辈一段录音：“努力学习，学成归国。”

    对公公来讲，留学西方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取经回来在中国本土上移植。他自己学成归国，对祖国的工程和教育做了很多工作，他也教育子女们回来；他还组织了“欧美同学会”，号召帮助海外学子归国。对定居海外的晚辈，他甚至流露出不悦和失望。

    公公是一位严谨的科学家，他也希望我们成为科学的接班人。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起，就是他订阅的《少年爱科学》杂志的按时借阅者。他参与编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丛书，使我和与我同时代的少年读者产生对科学未来的无比强烈的憧憬。我10岁生日时，公公给我的礼物是一只圆形计算尺。普通计算尺是长的，这圆尺是中国某计算器厂的发明。他多次赞扬这种设计的独特性，就像每次提到历代中国人对计算数学做出的贡献时那样，充满了喜悦和自豪。

    1969年我不情愿地离家去陕北农村插队。临行时我对公公讲，我要把一些数理化的书带到乡下去自学。他听了频频点头，要我把不懂的内容记下来，以便回京探亲时请教各科老师。他让我练习用英文给他写信，他或亲自修改，或请他老友王镂冰先生修改后再寄还给我。从密密麻麻的红笔字中，透露着他的期望。我在陕北度过的那5年里，我们的国家正陷于“浩劫”之中，公公幸受周总理保护，仍可住在自己家里埋头于读书写字；对于晚辈们遭受的不幸，他爱莫能助。他竭尽全力支持、鼓励、帮助我用自修的办法一方面弥补不能在学校学习的损失，同时又从知识的海洋中获取乐趣和希望。这使我的插队生活居然在今天成为一段值得自慰的回忆，也给我后来进大学、入研究院深造奠定了基础。

    1973年我考入陕西师范大学物理系后，公公即借给我一套美国伯克莱大学物理教材，嘱我好好阅读，说那是一套新的受当代一些著名物理学家推荐的教科书。书中新颖透彻的叙述方式，非70年代中国的教材所能相比。如果不是那套书，我也许永远不会产生进入研究院攻读物理的愿望。

    1978年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高能物理专业为研究生。在研究院的学习加强了我的求知欲。1979年我又报名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在北京的招生考试。公公极其鼓励。我收到录取电报时，他正在广东温泉疗养。他请我南下去住几天，我也想在离开祖国前到从未去过的广东广西一览风光。他那时身体已不太好，行动不便，在他下榻处和我谈了许多。他很高兴我有机会去世界著名学府深造，还说起当年他在美国求学时的一些情景。虽然这些情景与后来我在美国的亲身体验已有了极大的差别，但对比起来我还是觉得新鲜有趣。

    1980年春，北京电影制片厂正拍对外宣传片《今日中国妇女》。有一天拍一段研究生院女生学习片段，我亦被选去拍片。拍片过程中，善谈的女导演绘声绘色地讲述她们当天早上如何给“茅老”拍“桥”的片子。我几乎要脱口而出：“茅老”正是我的公公。不过我还是忍住了，心想，要是公公知道，准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巧合呢。当我把外祖父的遗像夹入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时，正值我刚刚进入斯坦福大学电机系做应用物理的研究。我还未来得及告诉他老人家这一改变。从基础物理到应用物理的转变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近来常常这样想，外祖父毕生致力于桥梁工程及力学的研究教学，我是在做激光对半导体表面的作用的研究；一个宏伟壮观，一个微小奇妙。我希望他在天之灵会高兴我的这一转变。

    安息吧，亲爱的公公。

    于美国加州史坦福大学

    （作者系茅老的长外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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