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恭

    敬爱的以升叔已经离开我们了，噩耗传来，我悲痛无比！以升叔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他在桥梁工程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成就和贡献是举世皆知的。他的热忱乐施、竭力助人的高尚无私品德亦广为人知，众多身受其恩泽的人皆有深刻体会。他对我在许多关键时刻的指导与帮助，给我极大的鼓舞，他不但是我的叔叔，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导师。

    1935年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以升叔知道我平时努力学习英语，有志出国深造，苦于没有经济力量与机会。他建议我向英国工业协会申请实习资助，到英国工厂半工半读，既能学到先进的生产技术知识，又能深入西方社会生活与文化，增长知识，拓宽见闻。至于生活艰苦一些，对青年人是一种有益的锻炼。我欣然同意，他很高兴地为我写了推荐信。不久，我考试合格，被录取赴英国实习，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先进的技术，扩大了我的知识和视野，对我以后的各方面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在英国期间，工作学习很忙，以升叔用英语和我通信，询问我的工作学习情况，并叫我用英文作复，以促进我的英文水平。那时以升叔正忙于主持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工作，每日事务有筹款、技术、人事、物资、地方关系，等等，头绪繁多，公务极忙，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每次都改正我英文信中的语法错误及用词欠妥之处，改后还寄回给我看。三年中我受了他这种最好的函授英语教学，我的英语程度在词汇准确、用语精练、行文流畅等方面，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使我以后在国外的工作中，以及回国后涉猎外文资料，都有了良好的学习武器。

    1939年夏，我通过了英国工程师的全部考试，去德国柏林参观工厂，并学习德语。才上课不多天，希特勒宣布和斯大林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局势急转直下，战争迫在眉睫。我本想在德国多留一些日子后返国，看来情况不允许了。我写信向以升叔请示，他回信说：战事扩大已成定局，国内抗战正在最艰苦的时刻，沿海的机械工业全入敌手，内地资源动力奇缺，回国也难为无米之炊。最好能到美国进一步深造，学习最新技术，这是美国的优势，也是祖国最需要的。至于困难，只要下决心前去，总能创造条件，找到机会。他写信介绍我去见美国学术界与工业界的友人，还汇来100英镑。他的远见与鼓励，支持我在美国攻读及工作10年。

    1948年夏，我回国探亲，并探索以后的发展方向。我与双亲、以升叔及众多的家人亲友阔别13年，重逢团圆，是多么高兴。但这时是国民党在大陆崩溃的前夕，金圆券才出笼，上海一片混乱，前景茫茫。以升叔叹气说：“你出国十多年了，我们是多么希望你留下贡献力量。但是就当前情况看来，局势只会更坏下去。你在美国有事业，不必把宝贵的光阴，虚耗在国内坐等时局好转。”这样，我又回到了美国。

    以后的几个月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逃离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宛如一轮旭日，冉冉东升。国内百废待举，急需建设人才，而我在美国的事业正在紧张发展阶段，我应当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我收到以升叔从北京发来的一封急电，叫我马上回国，参加祖国的工业建设。电文简短而语气坚决。我知道以升叔考虑问题素来周密，凡事三思而后决，他的电报，给我极大的推动与鼓舞。1950年1月，我回到了祖国，以在英美德三国留学、工作达15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开始了报效祖国汽车工业37年的历程。以升叔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把我领到正确的道路上。

    可是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1957年，我先是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继而又成了“不发言的大右派”。以升叔虽深知我的思想与为人，此时也爱莫能助。

    1963年，以升叔利用去西北视察的机会，特来洛阳找我细谈。从为国家保存建设人才计，他认为要改变处境，宜设法调离洛阳。通过中央某首长与原一机部副部长郭力同志的推动，我终于在1965年秋从洛阳拖拉机厂调到南京汽车厂。

    在南京生活方安定下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70年春节前夕，我被押下苏北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全家无工资收入下放农村。以升叔得知消息，十分惊异。他急忙写信给我，叫我不要丧失信心，是非曲直，必有大白之日；并经常来信安慰，寄来书报杂志及《农业知识》、《农村医疗手册》等在农村实用的书籍，还寄来《毛选》一套。他不顾某些怕事的亲属的反对，还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他的支援，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援，使我们全家有信心克服困难，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1973年，以升叔到江苏省视察，找到江苏省委书记彭冲，为国惜才，心地坦荡地反映了我的事。同年7月，省人事局把我从洪泽县农村调到扬州汽车厂工作。全家依依不舍地和共同生活了三年的农民告别，离开了农村。但我的“帽子”，仍然戴着。后经以升叔再次反映推动，江苏省委统战部负责人到扬州和市领导谈了我的问题，戴在我头上近20年的右派“帽子”终于摘掉。

    1983年，我当选为江苏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受到人们的尊重，并得以同以升叔一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他历届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人大常委，我们叔侄同堂开会，亲友们都为我们高兴。想到以升叔对我多年的关怀指导，我更是感激不已。

    1987年5月，我去北京出席六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知以升叔因病未能出席，便急去北京医院探视。他询问我的工作、生活、健康以及家人和在国外的子女情况，极为关注；分别时依依不舍。没有想到，这竟是永别！

    （作者系茅老的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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