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人，天下一家”，这是中国古谚。

    意思是说天下是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都可以以兄弟姐妹相称。这是先秦人的理想，但要实现这一理想却不容易。虽然说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善、通讯工具的进步，地球似乎也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真的成一家人了。但是若从心理或是精神上言，相处越密，矛盾冲突反而愈增，尤其在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宗教与宗教之间存在的不同成为冲突日益加剧的导火索，因此要实现“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理想，每个人都必须放大心胸，相互包容，考虑他人的利益。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一个一以贯之的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基本的法则。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了“仁者，人也”的境界。把这种恕道用于宗教领域，就会产生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效果，因此，世界上的任何宗教，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虽它们之间偶尔互有冲突，但他们都与孔子之学有相汇的地方。这正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也因此，《论语》可以被称为人类的圣经。当然，《论语》能被称之为人类之圣经，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论语》是站在天下的高度，不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立场、也不局限于一个阶级的立场看待问题，而是超越国家利益、超越阶级利益，因此，《论语》中体现的精神是天下学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论语》真可称之为“人类之圣经”。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教导我们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也就是教我们如何立身处世，在社会上做人。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是孔子仁道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它不是法律，不是理论，也不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它只是普通人共有的一种内心感觉。忠恕之道，即是忠与恕的结合，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如何对待别人的最低要求，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我如何对待别人的高水准要求，同样也是别人如何对待我的高水准要求。比如，我与人打交道，首先我不要别人欺骗我，那我也不能欺骗别人，这是我们之间最低的要求。进一步而言，就是我要求别人对我诚信，我也必须对别人诚信，这个要求就是高水准的要求。诚信比不欺诈内容更丰富，诚信是从内心到行为都是一致的，表里如一，而不欺诈只要做到行为上的不欺诈就可以了，至于内心是否诚敬却不尽然。

    孟子提出“爱”和“敬”，谁不喜欢人家爱，人家敬？所以我必须要爱人敬人，正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假如人与人之间都以敬爱相待，那么整个社会不就和谐了吗？孝道的提倡正是对父母之爱的一种回报，《诗经？小雅？蓼莪》上说：“哀哀父母，生我劬（qú）劳，欲报之恩，昊天罔极。”正因为人世间有此深挚真切的爱，才激起人子的一片孝心。孝心就是一种感恩之心，孝道就是一种感恩之道。

    钱穆先生说：“窃谓孔子思想之重点和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来。此原则繄何。用现在的话来说，只‘道德’二字便是。”[1]

    孔子所讲的道德并非一般哲学中特有的概念，而是直指人心的，是人们共同的心情、共同的行为。“忠恕”即是一种道德，只要以忠恕待人，受者不会拒绝或不欢迎，而施者也不会感到不愉快和不满足。“敬爱”也是一种道德，只要敬爱待人，受者不会拒绝或不欢迎，而施者也不会感到不愉快和不满足。

    《论语》是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代表著作，《论语》中的“仁”是儒家理想中人道的代表，“仁”是一种人心的境界，也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即做人之道。人与动物同有心，但动物的心只限于个体求生存的活动上，只有人心不仅为自己求生存，还在同类中相互感通并有为他人以及人群谋利益的境界。孔子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诸如家庭、社会、政治与教育等。孔子讲的家庭，其中心在于父母与子女，即孝慈之关系。在社会与政治方面，孔子极富有人道主义，倡导爱民，施行仁政，以天下有道与天下归心为政治理想和施政的基本原则。

    从内容和形式上讲，孔子思想不是一种宗教，但就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之广之久而言，远非宗教能比，因此，称《论语》为中国人的圣经一点也不为过。

    《论语》是最能体现孔子思想的著作，那么《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行事的一部书，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资料。“论”者，伦也；“语”者，叙也，从字面的意义来看，《论语》就是一部有关伦理言论的著作。《论语》共分二十篇，四百七十八章，每篇篇名以开头两个字取名，正文形式活泼多样，有语录，有对话，也有故事。这也正体现了孔子著《春秋》的精神，即“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思是说，我与其讲大道理，不如表现在具体的事件故事中更为深刻明显。

    学习《论语》，如果不能从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进行研读的话，仍然难以把握要领。对于一般注重实际应用不是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读者来说，如果不下一番工夫的话，是很难领悟《论语》的精神、框架和要义的。鉴此，笔者作了一次大胆尝试，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将《论语》分为上下两部分，共十篇内容。上部分自人性第一始，依次为仁爱第二，礼法第三，中庸第四，主要是孔子思想的理论，从对人性的认识开始而实施礼法，礼法的精神是仁爱，中庸则是孔子的哲学核心。下部分是这些理论的应用和具体化，自君子第五开始，依次为学而第六，识人第七，为官第八，为政第九，人生第十。

    这种分析方法既注重了《论语》中对“士”的教育，也强化了《论语》对普通人的教化。比如，君子第五、为官第八、为政第九等多为对“士”的教育，而“人生第十”中多为对普通人的教化，具有普世意义。这不仅使佛家的“人人皆得成佛”和儒学的“人人应做圣人”的精神相吻合，而且深入体现了《论语》的普世意义。南宋陆象山（九渊）说：“我不识一字，亦可堂堂地做个人。”此处堂堂做人，当然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不圣也君子”。这话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孔子的“士教”有出入，但就孔学的“有教无类”及“下学而上达”这一平等的平民教育思想是一致的。

    本书还有意加进去了一些对企业经营管理的体会，对国人重塑企业家精神和财富理念也许会有些启迪。

    此外，本书在解读和诠释《论语》时也注入了一些新意，使《论语》更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性。同时，在章句上也多有省略和简化，这样学习起来易于掌握重点，易于把握精神原则，学以致用。

    把《论语》原来的二十篇调整为新的十篇，从逻辑上言似乎更明晰了，更有条理了，也更有学术味了，但同时也意味着太定型了，缺少了《论语》原典二十篇的柔性和模糊性，自然也就缺少了永恒性，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人做学问并不想科学就是科学，艺术就是艺术，宗教只是宗教，可以各自独立。却要在科学、艺术、宗教背后寻求出“道”来，此即艺术、科学、宗教的相通处，同时对这种“道”的阐述也不像西方人那样运用逻辑推理、下定义的方法，条理十分清晰。这正是中国人重综合、西方人重分析的思维区别，也是中国人的智慧所在。过于明晰的东西，就缺乏生命力，缺乏弹性，缺乏空间性，过刚而柔性不够，反而不能成为一直活着的传世的经典。中国的经典则体现出柔性和模糊性的特点，这也许是中国文化永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吧！《论语》原典正是这样，它可以在不同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新的诠释依然发出灿烂的智慧之光，照耀人类新的时代。

    注释：

    [1]钱穆：《新亚遗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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