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一）
1919年2月的一天，卧病在床的甘地习惯性地浏览着当日报纸的时事栏，一则消息让他大为震惊。
英国政府抛出了野蛮的“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督享有镇压之权，殖民当局可随时宣布戒严，不经起诉便可逮捕、搜查和监视任何一个印度人，不加审讯就可判刑，警察有权解散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等。
这不失为当头棒喝，让甘地消除了对英国政府的最后一丝幻想。他辗转反侧、久不成眠，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必须对这一法案予以还击。
随后，甘地带着病体在真理学院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参加者有帕泰尔、奈都夫人等20人。甘地当场起草了一份非暴力抵抗宣言，宣言中明确指出：
罗拉特法案是不公正的，它违背了自由主义原则，破坏了个人的基本人权，而公道、正义与人权乃是社会国家赖以维持安全的基础。
我们郑重宣誓：假如上项法案成为法律，除非撤回，否则我们将拒绝服从这些法律及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法律。
我们更愿指出：在此一斗争中，将忠实服务真理，决不对生命、人身、财产使用暴力。
甘地认为，要依靠现有的组织来运用非暴力抵抗这么一种新颖的武器是没有希望的，因此，一个新的组织——非暴力抵抗协会——很快成立了。甘地当选为主席，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征集了1200人在非暴力抵抗运动宣言上签名。印度各界纷纷响应，群众大会、示威游行，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甘地多次向总督呼吁，致信交涉，并声称如果不采取补救措施，他将采取非暴力抵抗。但是，政府并没有任何回应。
3月18日，罗拉特法正式对外公布成为法律，此时甘地有了一个主意：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市，让人民在那一天停止工作，绝食，祈祷。
甘地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于是他起草了一份简短的呼吁书。总罢市的日期最初定在3月30日，后来担心时间紧迫，又改为4月6日。
3月23日，甘地呼吁印度国民不分男女，全体动员，用非暴力抵抗罗拉特法案。他说：
“我曾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过，非暴力抵抗主要的是宗教运动。它是一种自洁与自苦的历程，是以自苦的方式寻求改革或解除痛苦。因此我提议，以1919年第二号法案通过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我们共守的国耻祈祷日。为使大家能有效地表达我们的哀痛，我提议大家要做到：
第一，从头一天最后一次进食后，所有成人均应绝食24小时，除非基于宗教或健康原因不能绝食；
第二，所有工作除公共利益所必需者外应一律停止；
第三，全印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包括村庄在内。”
第二天，甘地在前往坦均爵发表演讲的时候，因心脏衰弱没能念完讲稿。
3月30日，因为改期的电报没有及时到达，德里已经发起了总罢市。
总罢市的游行队伍在向火车站行进时，遭到了警察镇压，但游行队伍依然勇敢地行进，面对军警的刺刀，毫无畏惧。作为响应，阿姆利则、拉哈尔、木尔坦、贾朗达尔、纳卡尔都都纷纷举行了罢工和群众集会。
4月6日，甘地率数千群众步行到海边沐浴祈祷，然后结队游行。队伍中有少数的妇女儿童，也有不少穆斯林。甘地说：
“这是一次了不得的事件，群众遭弹压，仍能相当地控制情绪。有4万人举行集会，它给印度人民带来了光荣。我曾一再强调，参加反罗拉特法运动的人，一定要能自制、和平，但我却没有说不要牺牲……”
孟买的总罢市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甘地建议人民无视盐税法，在各人家里用海水制盐；销售禁书，以甘地着译的两本书《印度自治》与《给那最后的一个》很快被抢购一空，甘地亲自主编的非法刊物《非暴力抵抗》杂志也瞬间售卖一空。
（二）
4月7日晚，甘地动身前往德里和阿姆利则。这时候，他听闻自己有可能被捕的消息，但他没有丝毫畏惧，继续按原计划前行。
当火车进入巴尔瓦尔站，甘地果然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警察。被捕后，甘地又被辗转秘密押送至孟买的货车上。
直至4月9日中午时分，甘地才又被押入头等车厢，这个警官还喋喋不休地想劝服甘地放弃原来的计划。同时，甘地的战友们也获悉了甘地被捕的消息，人民又自发地组织游行、抗议。
4月11日，押送甘地的火车到达孟买。看守完成任务，对甘地说：
“你自由了。”
甘地下车后立即前往白敦尼，那里的群众见到甘地欣喜若狂。他们马上组成游行队伍，高呼“祖国万岁”。
但是，当游行队伍走近克劳斯福特市场时，一群警官下令驱散队伍，有人因此而受伤。甘地立即赶往当地警察局控诉暴行。在与警长进行一番唇枪舌战后，甘地指出自己纯粹的非暴力信仰。
走出了行政官署的甘地立即发表演讲，说明了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说：
“非暴力抵抗本来就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
然而，群众的激情已经开始滑向不可控制的边缘。
同一天，在远离孟买的阿赫米达巴德纺织工人举行罢工，并出现了暴力行动，警察镇压。第二天，全城实行军管。
甘地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立即前往真理学院附近召集群众大会，责难那些采取暴动的人，宣称：
“如果通过暴力能获取自治，不择手段地屠杀英国人可以解除压迫，那我宁可不要自治而继续受人压迫。”
演讲虽然发生了效力，但英国殖民者的镇压也开始了。特别是在旁遮普表现得尤为露骨，领导运动的领袖们纷纷被捕入狱，刑事法庭成立起来。英国当局还驱逐了旁遮普的着名政治家赛福汀·克鲁齐和萨提亚帕尔，人民的不满情绪到达了顶峰。
当日早晨，3万人在市政府门前广场集会，抗议政府的这一未经审判便驱逐出境的行为。和平游行队伍行进途中，宪警的枪膛也正等在那里，一阵扫射之后，暴动发生了。愤怒的群众打死了6名英国人，还放火焚烧了银行，破坏了市政府大楼，割断电话线。
4月11日晚，狄耶将军抵达阿姆利则，军队进驻了那里。
4月13日，集会的2万多群众集中在广场上静听演讲，狄耶将军率部队包围了广场，并对群众开枪射击。人群立即四散开来，但也没能逃脱子弹的射击。直到子弹放完，整队人马才离开。这次暴行酿成了1200人死亡、3600人受伤的惨剧。这就是着名的“阿姆利则惨案”。
然而暴行并没有停止，白色恐怖仍在继续，旁遮普省的副省督要求印度总督批准将一切罪犯用军法制裁：500多名学生和教授被枪击、绞杀、空中轰炸，严刑酷罚。
“阿姆利则惨案”并没有吓退印度人民，相反，它激起了人们更加强烈的愤怒情绪，印度人民将反英斗争推向高潮。反英斗争迅速扩大到50多个城市、地区，甚至乡村。
甘地认为，是因为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导致了暴行，因此在孟买组织了一支非暴力抵抗者志愿宣传队，不断宣讲他的非暴力主张。然而群情激昂，没有人能听进去他的话。
4月18日，甘地决定暂时停止非暴力运动，号召大家协助政府恢复秩序，平息动乱。
4月2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希望甘地赶赴旁遮普调查情况，但总督并不准许。甘地也怕引起更深的暴力冲突，只得隔省相望。
印度爱国诗人泰戈尔坚决退回了政府颁发的勋章，并给总督致信，谴责这一恶行。国大党指派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旁遮普去调查。此时，印度政府也指派以亨特法官为主席的官方调查委员会。
甘地不能前往旁遮普，只能接管入狱战友的报纸《青年印度》，以此为阵地，宣传他的非暴力主义，作为启发民智的武器。
（三）
1919年10月17日，“阿姆利则惨案”发生6个月之后，甘地终于被获准前往旁遮普。
在那里，甘地很快成立了一个非官方的调查委员会，代表国大党进行调查。老尼赫鲁、奇·兰·达斯、阿巴斯等都是调查委员会成员，调查的结果让人触目惊心。
国大党年会特意选在发生轰动惨案的阿姆利则举行会议，英国政府还故作姿态，将戒严期间被关进监狱的国大党领袖放了出来。甘地在会上对旁遮普与古吉拉特人民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他认为：
“真真实实地表现做人气魄，是虽在枪林弹雨中却仍不加报复，长期做到以德报怨，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本色。”
因此，他提议对“暴民”予以谴责。但提拉克不赞成甘地的观点。双方意见尖锐冲突，相持不下，最后大会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双方得以和解。
会后，甘地做了三件意义深远地事：
首先，起草了一份无懈可击的旁遮普调查报告书。报告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英国殖民当局在旁遮普所作的种种惨无人道、卑劣无比的行径。
其次，为纪念阿姆利则大惨案募捐，甘地到处游说，并募集了一笔数量可观的款项建造了一座纪念馆。
第三，修改了国大党党章。国大党的党章是国大党已故领导人戈克利起草的，时隔多年，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一直没有合适的人能承担起这件工作。甘地早在南非组织斗争时就与国大党有所接触，经过这些年的共同进退，深刻了解其组织形式的不合理处。因此，他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以高度的责任感开始了这项艰苦细致的工作。
1920年8月1日，为了抗议英国所强加给土耳其的苛刻合约，甘地又发动了一次不合作运动。而此时国大党的灵魂人物提拉克已经逝世，印度自治的路途依然漫长。在人民的企盼中，甘地开始了他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甘地写信给总督蔡姆斯福德爵士，退还英皇授予他的勋章，并表明自己将不再敬爱一个“无耻、不道德、不讲理”的政府。总督对甘地大为光火，并反唇相讥。
此前不合作运动导致暴力的事件使国大党内部产生了分歧，有人甚至怀疑甘地的能力。为了让不合作观念深入人心，甘地通过他主办的《青年印度》及《新生活》杂志大力宣传不合作运动的真义，并到处旅行演讲，用自己的行动赢得了越来越多阶层的爱戴和拥护。
国大党特别大会于1920年9月4日至9日在加尔各答举行，这次会议是甘地决定意义的胜利。很多国大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将并不支持甘地的主张，而前来参加大会的甘地也是诚惶诚恐。
会前，国大党政治家中反对的势力依然强大，如贝桑特夫人、玛拉维亚、老尼赫鲁、达斯等。但另外几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却占据了主动：首先来自各省的普通代表，他们多属于下层民众，即普通知识分子，对甘地相当拥护；其次是早前政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因为甘地的出现当地民众生活得以改善，旁遮普、古吉拉特等地的代表自然投票给甘地；还有就是来自孟加拉、孟买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多为甘地的朋友和亲密战友；最后是党内的穆斯林代表。
有以上四类人的支持，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案分别以144∶132和1855∶873的绝对优势获得了通过。
因为甘地赢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在年底的那普尔年会上，不合作运动正式成为指导国大党活动的总路线，由甘地所起草的新党章也得以通过，并明确规定“党的斗争目标是以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如果可能，是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自治；如果不可能，就脱离英国而自治”。
这是国大党第一次把争取自治明确纳入党章。会议还通过了甘地一向主张的建设性纲领，如印穆团结、取消不可接触制度和推广土布等。自此，国大党的“甘地时代”正式开始。
（四）
1921年1月，由甘地所领导的国大党号召国民加紧抵制运动，并全力推行手纺手织，同时劝告律师退职、学生退学。
加尔各答的3000名大学生罢课以响应一年内自治的口号，律师停业、官员退职成为热潮。一时间，大名鼎鼎的律师如老尼赫鲁、帕泰尔、卜拉沙德等人均放弃律师职务，领取月薪不超过100盾的薪水为公众服务。在甘地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放弃高官厚禄，进入公共服务领域。
群众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政府的恐慌。3月中旬，政府开始镇压行动，并下令禁止所有未经许可的活动。一纸政令并没有降低人们参与斗争的热情，在甘地的领导下，不合作运动在各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21年，全国的罢工次数增加到396次，参加人数达60万人。但群众人数众多，往往突破非暴力的限制，这点让甘地甚为担忧。
1921年7月，甘地倡议推行土布运动，抵制英国布。事实上，甘地旨在提倡一种经济自主行为，但在当时依然引起了纺织厂主们的不满。在大机器工业盛行的时代，穿上耗费众多时间和精力而制成的印度土布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当甘地阐明他只是想采用这种方式让布的产量有所增加时，厂主们才打消了顾虑。
7月31日，甘地在伯利的乌玛索巴里广场举行了焚烧洋布的群众集会。这是一次壮举，成千上万的人们都聚集而来，将搜集到的洋布及其制成的衣服付之一炬。当火焰腾空而起时，群众沸腾。
“我们昨天所做的，乃是一种高贵的牺牲。……不能实现土布运动，印度便不能得救。我们昨夜所燃起的，乃是真实的、必须的牺牲。……我们所烧的火应为烧除我们内心污浊之火的象征。我们净化了理智，必可指示我们土布的真正经济价值；我们净化了内心，必可使我们能够坚决抵制住洋布的诱惑。”
这是甘地在演讲时所说的话。
追随孟买烧毁洋布的步伐，各地争相效仿，并越演越烈。甘地此举意义深远，这是印度经济与道德自救的关键。甘地认为：这跟爱好华服一样，会导致道德沦丧。因为英国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古老的印度手工业得以破坏，而英国从印度低价购得棉花，制成衣服，又高价售给印度人，从中获得高额的垄断利润。印度要想摆脱这种束缚，就必须从自救开始。即从根本上挫败英国工厂的机器，以阻止印度的滚滚财源流入英国人的腰包。
自此，一个上身赤裸、腰缠土布披巾的伟大人物就此定格。甘地郑重地宣布，在他有生之年，他会放弃穿其他任何衣服，只穿手工纺织制作的缠腰和披巾。不论到任何地方，见任何重要人物，甘地永远都是这样一番打扮。他常说：
“淡泊生活，志虑深远，腰布代表简朴，代表印度化，代表着不同信仰以及基于地理环境等形成的一种综合性文化特征。
“如果我往英国去，我就是以代表的资格去，不多一点，不少一点。……我若代表国大党，也就是半饥半饱状态、衣衫褴褛的人民的代表；如果我代表有地产者、有教养的印度人，我也需要穿着简朴，为的是替穷苦同胞谋福利。”
常伴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个造型简单而古朴的纺车，甘地每天都会抽出半小时的时间纺线，即使再忙也从不间断。纺线时间成为他祈祷和禅坐的间歇，俨然变成了一种宗教仪式。
自此，印度人民更加爱戴这个可敬的小个子。“团结起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也成为甘地领导和平革命的象征，成为民族团结和自由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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