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一）
阿布杜拉公司购置了两艘船，“科兰”号和“纳德利”号。两条船共有800余名乘客，其中有一半人要到德兰士瓦。因为船是从孟买起航的，当时孟买正流行鼠疫，于是当局便以此为由，对船上的人进行隔离观察。其实真正的原因，则是由于甘地在印度时所写的那本《绿皮书》被肆意夸大，传到了纳塔耳。此时，又恰逢有另外两大船的印度人前来，于是就传言甘地特意带来了两船印度人到这里定居。纳塔耳当局深感恐惧，便想出这样一个办法，不允许船靠岸。
每一条船都得升起一面黄旗，经医生检验证明船上乘客都健康后才能下旗。此时，乘客的亲友才可以上船相迎。依照医生的意见，鼠疫病菌最长可以生存23天，因此两艘船只能停在那里等待23天的时限来临方能解禁。当局想通过对乘客或代理行公司进行威胁恐吓，强迫乘客返回印度。
乘客们自然是不同意的，但当局也不允许船靠岸。就这样，紧张的对峙展开了。
甘地的白人朋友和阿布杜拉公司在岸上帮忙斡旋，并且每天都把岸上的最新消息写信告诉甘地。白种人每天都在开会，想尽办法恫吓乘客，还声称如果他们让这两条船返回印度，他们可以赔偿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损失。
不过，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因为阿布杜拉是不会为这点利益所动的，他还聘请了律师劳顿先生谴责当地白种人的这种无耻行为。
来自印度各地的乘客也和甘地抱成一团，他们每天在船上举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这一挑战。大家亲如一家，相互扶持。面对“如果你们不回去，一定会被抛到海里去，但如果你们愿意回去，你们还可以收回路费”的恐吓置若罔闻；“如果想要逃命，就只有屈服”的最后通牒，也没有驱散乘客们的决心。
甘地作为乘客的代表，给当局的答复是：我们有在纳塔耳港口登陆的权利，而且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进入纳塔耳。
23天的期限已满，1月13日，当局依然毫无办法，只好让这两条船获准入港。这一消息振奋人心，全船为之沸腾。人们陆陆续续登岸，相互告别。
当局的这一举动让那些自视甚高的白人相当不满，他们甚至聚集起来游行。这天上午8点，2000多名白人在港口示威，将矛头直指甘地。警察局长有维护的义务，因此艾斯坎比先生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处理此事。他一方面通知甘地黄昏时再上岸，另一方面积极疏导游行群众，使人群大多散去。
为表示自己不畏惧暴力，甘地让妻子和孩子们坐车先走，自己则和阿布杜拉公司的法律顾问劳顿先生一起徒步于薄暮时分上岸。不巧，一帮白人青年很快就认出了甘地，并围了上来。劳顿先生迅速叫来车夫，但已无济于事。石块、砖头一齐向甘地砸过去。正当大家准备对甘地拳脚相加之际，一名勇敢地白人妇女挡在了甘地前面，她是甘地的朋友罗斯敦济的妻子。
就这样，甘地被护送到了罗斯敦济的住所。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醒悟过来的人们立刻又跟了过来，将罗斯敦济的房子团团围住，还高喊着要活捉和吊死甘地。艾斯坎比警长也赶到了，他劝甘地说：
“如果你不想让朋友的房子被洗劫，最好赶快离开这里。”
在这位聪明的警长的帮助下，甘地乔装打扮，由两个人护送着逃出了这所房子。
当时，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张伯伦先生得知此事后，出于责任，立即电告纳塔耳政府严惩肇事者。南非当局派内阁阁员、警长艾斯坎比先生出面处理此事。他对甘地表示歉意，并表明要严惩凶手的决心。
甘地感谢这位警长的营救，并说：
“我并不打算控告任何人，虽然我能够认出其中的一两个人，对他们加以处分又有什么用呢？况且我也不怪那些闹事的人，他们听信谣言，以为我在印度言过其实，诽谤了纳塔耳的白种人……我相信一旦真相大白，人们就会懊悔自己的冒失的。”
聪明的警长马上让甘地写了一份书面声明，自己拿回去交差了。
在甘地上岸的第二天，《纳塔耳广告报》的记者找到了他。甘地在接受采访时，将他在印度所作报告的讲稿及所写文章的副本一并交给记者，并指明自己的清白无辜。
文章很快刊发出去，而清白无辜的甘地也很快赢得了比以前更好的声誉，以致德班的欧洲人都惭愧不已。
1899年10月10日，英布战争爆发，甘地此时仍然对英国政府充满敬意。他召集了300名印度人，组成了一支救护队赶赴前线参战。战争结束后，甘地领导的印度救护队因出色地完成了救护任务，得到了英国报界的一致赞扬。由此，甘地也获得了新的经验。
（二）
时光荏苒，甘地在南非一呆就是6年。考虑到南非的工作已经打开了局面，甘地想将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印度国内；加之印度的朋友也催他回国，因此甘地决定离开这块他生活战斗了6年多的土地。
带着对南非印侨的无限眷念，留下“如果需要随时回来”的承诺，1901年12月，甘地携带家人踏上了归途，在孟买登陆。
恰逢此时，全印度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国大党第17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加尔各答举行。会议由丁绍·华恰先生主持。华恰先生曾与甘地有过一面之缘，这个双目有神的小伙子身上所包含的服务精神和为南非印度侨胞跑前跑后的热情深深吸引了甘地。
这一次，甘地恰好和华恰先生及鼎鼎大名的梅赫达爵士乘同一列火车前往加尔各答赴会。于是，甘地就打算把南非的情况告诉华恰和梅赫达爵士。
可是甘地说完后，梅赫达爵士却一脸无奈地说：
“看起来似乎帮不了你多少忙。当然，我们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但我们在国内又有什么权利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没有政权，你们在殖民地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好的待遇。”
甘地感到十分惊讶，上次见到那个朝气蓬勃、满脸热忱的梅赫达爵士不见了，换之以失望和无可奈何的表情。
华恰先生赶紧看了甘地一眼，然后安慰地说：
“当然，你的决议书会放到我桌上的。”
这算是鼓励，甘地已经心满意足了。一起坐了一站后，他便与他们告别了。
甘地希望自己能为国大党出一份力，于是下车后立即前往国大党加尔各答办事处服务。在这里，他很快就见到了大会的秘书戈沙尔先生。但戈沙尔并不认识甘地，他抬头瞟了一眼这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小伙子，笑着说：
“我只能给你一些文书工作，你能做吗？”
“好的。”甘地回答说，“我到这里来什么事都做，只要我能做得了。”
“这倒是一种应有的精神！”戈沙尔赞赏道。然后，他转头对身边的义务工作人员说：
“你们听见这个小伙子讲的话了吗？”
接着，他又转过头来给甘地交代工作：
“你瞧，这里有一大堆信要处理，你需要把这些信件都看一遍，凡是你能答复的都一一答复好了；凡是需要考虑再答复的，你就交给我。好了，开始吧。”
甘地十分愉快地接受了这份工作，这对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因此甘地很快就处理完了，将文件交给戈沙尔。
戈沙尔很不满意，与甘地聊了起来。戈沙尔是个相当健谈的人，当他逐渐了解了甘地的历史之后，感到相当抱歉，称不该把文书的工作交给他。甘地幽默地安慰他说：
“别多心了，我在你面前算得了什么呢？你为大会忙碌得头发都白了，而且也是我的长辈。我不过是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你这样信任我，把这件工作交给我来做，实在已经让我感激不已了。我正想为大会做一点工作，你给了我难得的机会，使我得以了解到大会的详细情况。”
戈沙尔更加喜欢这个热情的小伙子了。
两天的预会时间让甘地与戈克利、提拉克、班拉吉等国大党元老广泛接触。戈克利注重实干的精神感染了甘地，甘地和华恰先生的友谊也进一步加深，并得到了“富有活力”的评语。
尽管有所准备，但甘地还是被那天的气势所震撼了，他所崇敬的那些国大党的元老们悉数参加了会议。戈克利先生已经看过甘地的提案了。在会议的间隙，甘地悄悄走到戈克利的位子低声请他帮忙，他说：
“你的提案一直在我心里，我不会让你的提案轻轻放过的。”
开会的议程相当漫长，而且每个提案的发言都相当冗长，有人还要加以支持和讨论。已经接近午夜时分，甘地还没有听到自己的提案，他越来越不安起来。
这时，梅赫达爵士问：
“我们已经完事了吗？”
“不，还有关于南非的提案呢。”戈克利郑重地说。
“你看过他的提案吗？”梅赫达爵士问道。
“当然。”
“你认为怎样？”
“很好。”
“那么，提出来吧，甘地。”
在热情的掌声中，甘地颤抖地走上讲台，开始宣读他的提案《代表南非印侨的呼吁》，戈克利帮忙附议。
接着，所有人都举起手来。听到华恰先生“一致通过”的话语，甘地还如坠云雾。
就这样，甘地的这篇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大会闭会后，甘地便应戈克利的邀请去他家中常住。在那里，甘地认识了很多重要的人物。随后，甘地决定乘坐三等火车游历印度各地，以便熟悉和了解印度的国情。
这样的经历并不愉快，但却让甘地终生难忘。他形容三等车厢就像一个令人恶心的大痰盂，旅客们所得到的待遇就像羊群，而铁路当局对此根本就漠不关心，旅客自己也麻木不仁。甘地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受过教育的人都来坐三等车，他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一点点地改变这一现状。从那以后，甘地便一直乘坐三等车，直至16年后的大病。
（三）
甘地的游历告一段落后，戈克利便急切地要求他在孟买定居下来，一方面可以执行律师业务，同时也能协助他从事公众工作。但早年在这里的失败和痛苦的经历让甘地拒绝了戈克利的建议，决定先在拉奇科特开始工作。
最初感到也很烦恼，对在拉起科特开展律师业务缺乏信心，直到受理的三个案子胜诉后，他的心中才渐渐又激起希望，打算前往孟买创业。
两周后，甘地动身到孟买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刚搬进事务所，次子曼尼拉尔便染上了严重的伤寒。当时曼尼拉尔年仅10岁，前几年还差点因患天花而死去。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儿子，甘地忧心如焚。
医生告诉甘地吃药的作用不大，建议给他吃鸡蛋和鸡汤，但甘地拒绝了。他认为，这是有违素食信仰的。信仰就是生命，即便心爱的儿子眼下生命垂危，他也不想改变信仰。
为了兼顾信仰与儿子的生命，甘地决定冒险试一试偶然学到的水疗法，每天给曼尼拉尔进行坐浴，且接连三天不断给他喝掺水的桔汁。
开始时毫无效果，曼尼拉尔的病情日渐加重，甘地也一度想要放弃。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而奇迹也终于出现了，曼尼拉尔的病居然逐渐好了起来。以后，他成了甘地的孩子当中最健康的一个。
就在此时，南非的再一次召唤又打破了甘地在孟买的创业计划。
当时，英国人在南非成立了一个亚洲人事务部，专门对付印度人。正好此时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要访问南非，当地侨团希望甘地能利用这次机会为他们争得一些权益。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甘地再次重返南非，并准备去会见这位事务大臣张伯伦。
但与张伯伦的会晤却让甘地非常失望。因为张伯伦此来是接受3500万镑的礼物，并争取英国人和波耳人民心的，对印度人的疾苦并不关心。他用十分直率的方式回绝了甘地。
“你知道，帝国政府对自治领是没有什么控制的。你们的疾苦看来是确实的，我将尽我的力量帮助你们，但如果你们想生活在欧洲人中间，你们就得尽可能地与他们友好相处。”
在此之前，甘地一直想通过自己的效忠来换得英王的开恩，可现在张伯伦用文雅而直率的方式告诉他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意味着，此后将有更加艰苦的斗争在等着他们。
甘地并没有气馁，1903年1月1日，甘地从德班赶到比勒托利亚，在那里搜集资料，写成备忘录，准备提交张伯伦。但亚洲人事务部的人从中作梗，使甘地未能如愿地见到张伯伦。虽然另一名律师代替了甘地，但会见也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
甘地意识到这里需要他，以后的麻烦会越来越多，于是决定留下来成立律师事务所，地点选在约翰内斯堡，因为这里是管理亚洲人官员的据点。这些官员都唯利是图，以敲诈勒索为业。
律师事务所刚一开业，便有人上门诉说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了。甘地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出来主持公道。他开始广泛搜集证据，待到材料充足，他便去找警察局长。指控经过一些周折后，最终取得了一定成效，两名穷凶极恶的官员被革除公职。
此间，甘地的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他深刻地了解并更加信服印度教，开始系统地阅读《瑜珈经》、《薄伽梵歌》这些经典着作，并以身实践对“不占有”和“平等”的理解。对此，他写信给哥哥，放弃了原准备投入的1万卢比人寿保险，预备将所有积蓄都投入到印度侨胞的公益事业中去。哥哥虽然气愤不已，但最终还是接受了甘地的做法。
俭朴和素食此时已成为甘地个人生活实践的主旋律，他还尝试采用自然疗法和土疗法治疗一些疾病。当收到一定疗效的时候，甘地更是深信不疑。
他也更加积极地履行博爱、平等、一视同仁的为人处事原则，这也令他的朋友越来越多，而且打破了宗教、种族和年龄的限制，甚至仇恨他的人也对他有所改观。他谴责一个人的行为从来不针对那个人，而是针对那件事。他指出，针对个人不能因其行为的好坏而受到尊敬或怜恤，亦即“恶其罪而非恶其人”。甘地认为，这种“非暴力”便是追求真理的基础。
这些都是甘地庞杂思想的基础，也是他开始形成甘地学说的最初立足点。
1904年，《印度舆论》创刊，这个由甘地负责经营的杂志很快成为当地宣传“非暴力”思想的舞台。在报刊上，甘地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征服了众多的读者和批评家。
此间，约翰内斯堡的一个金矿发生了黑热病。有23人感染，甘地和他的朋友们勇敢地承担了这个救护责任。他们冒着被传染的危险进入疫区，经过努力，虽然只有两人得救，但及时的隔离却让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市政厅火烧疫区之后，疫情得以最终消除。
此时的一本书又让甘地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本书就是社会学家约翰·罗斯金所着的《给未来者言》。它里边的思想与甘地反复思考的想法不谋而合，还有许多新的想法让甘地茅塞顿开。甘地逐渐从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并决定加以实践。
（四）
甘地想开辟一个农场，开启“劳动而有价值的”生活。他勾勒出一幅理想的图景：任何农场的人，无论地位和职业如何，都必须劳动，并且每月一律支取3英磅的基本生活费。
他的提议得到了朋友韦斯特先生的全力支持。很快，他们便筹措了1000英镑的资金，并征购了一块20英亩的土地，这个地方名叫凤凰村。
甘地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开拓这块荒地，然后将《印度舆论》也搬到那里。在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下，一间长75英尺、宽50英尺的印刷厂也盖起来了。接着，《印度舆论》便按计划正常出刊。
为了使大家都能靠体力劳动维持生活，每块土地都按3英亩平均分给个人，甘地也得到了一块，他还在这里盖起了铁片房子。甘地想将他的那种没有阶级压迫、自食其力的理想在这里得以实践。
然而，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业务仍然需要他去处理。房子还没有盖好，甘地便不得不重操旧业。此时，甘地的家眷也再一次来到南非支持他的事业。
甘地深信言传身教的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在工作之余，他亲自教孩子们功课，并且身体力行地以培养孩子们的民族认同感为主。体能训练也是他的重点，而将技能方面的教育则排在后边。但由于他常常诸事缠身，并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孩子们以语言和文化技能方面的训练。因此多年后，每每谈起孩子们的教育，甘地都有些遗憾。
1906年4月，南非发生了所谓的祖鲁人叛乱。甘地对祖鲁人并没有私怨，祖鲁人也不曾伤害过印度人。可以说，甘地当时对叛乱本身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存在有益于世界这种思想一直都深信不疑，所以他再次向纳塔耳省督请缨，表示想组织一个印度救护队，为英帝国效力。
甘地的献议很快得到准许，他立即解散了约翰内斯堡的大家庭，把家眷安置在凤凰村，自己则前往德班去征集队员。很快，甘地就招到了24位志愿队员，大家都换上军服，立即开赴前线。
到达“叛乱”区后，甘地才发现，所谓的叛乱其实就是一种抗税行动，他因此转而同情祖鲁人。当他得知救护队的主要使命就是救护祖鲁人伤员时，心中感到一丝安慰。
对祖鲁人“叛乱”的耳闻目睹让甘地大开眼界，他亲眼看到白人是如何残忍地对待这些可怜的人，“他们鞭打他们，却不愿救治他们的伤患，也不乐意印度救护队来照顾他们”。他认为，“这不是战争，而是一种对人的狩猎”。
祖鲁人叛乱平息后，甘地又回到凤凰村，继续以前的梦想。
1906年8月22日，德兰士瓦官方报公布了亚细亚法草案，该法案规定：
“所有年满8岁的印度人必须在警察局户籍簿上注册登记，领取带有个人手印的特别身份证。如不按期登记者，将被处以100镑罚款或3个月拘役或被驱逐出境；上述居留证必须随身携带，供随时检验。”
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对付自由人的法案，《印度舆论》上很快便出现了甘地的谴责文章。甘地召集印侨知名人士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采取公开抗议的措施。
请愿没有丝毫作用，9月11日，由3000人出席的印侨代表大会召开了，会上通过了着名的第4号决议案，甘地在会上发表鼓舞人心地讲话：
“只有一条出路，即反抗到底，直至牺牲，而决不屈服于这种歧视。”
这一庄严的宣誓更加增强了大家反抗到底的决心。
法案不出意外地通过了，由于德兰士瓦隶属英国，甘地便赶赴伦敦去游说。他的温文尔雅和雄辩口的才博得了英国各界人士的喜爱，支持和同情之声连绵不绝。时任英国首相的坎贝尔·班纳曼还接见了这位勇敢的南非印侨代表。首相建议下院召集印度事务委员会各委员约百余人举行了一次座谈会，甘地也被邀请参加。英国的各大报纸《泰晤士报》、《每日新闻》、《论坛报》、《导报》等，也都纷纷发表评论文章支持甘地。
由于舆论和来自英国各方面的压力，事情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是，暂时的胜利实在短暂，同年的12月6日，德兰士瓦与奥伦次殖民地即获得自治权，并顺利通过了该决议。决议刚一通过，德兰士瓦当局便发布政令：所有印侨限于1907年7月31日以前前往登记。
甘地和印侨决定发动群众之力来进行反抗。随后，甘地成立了一个“消极抵抗协会”，并不断举行集会，每次集会都是先讲解时局，然后大家宣誓消极抵抗。
不过，“消极抵抗”是临时想出来的，甘地对此并不满意，但一时之间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于是，甘地就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以印度语名称代替英语。莫干拉尔·甘地提出了“萨蒂亚格拉哈”，这是印度语“坚持真理”之意，颇得甘地喜爱。自此，这一场“由真理与爱及非暴力所产生的力量”的运动广泛开展开来。
7月31日当天，甘地又在比勒托利亚举行了一次印侨群众大会。大会声势浩大，2000多名群众聚集在清真寺广场前示威抗议。甘地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继续鼓舞大家的士气。
印侨群众大会影响广泛，直至11月30日，仅有500名印度同胞前往履行登记。
因为这一时间，甘地在当地的警察局也是榜上有名。12月27日，警察局通知甘地前往警察署。第二天，法庭便以无证居留德兰士瓦的罪名将甘地拘捕，并对他提起公诉。甘地仍然不屈服，结果被送往约翰内斯堡监狱。
这是甘地第一次入狱。此后，他便成了监狱的常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