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
（一）
1891年6月12日，结束了四年的留学生涯，甘地启程回国，新的职业生涯正在等待着他。
尽管在留学期间勤奋好学，但甘地仍然有些忐忑不安，他对自己能否胜任律师这一新的角色并没有多大的把握。这一疑虑在他即将离开英国之前也没有得到丝毫缓解，尽管他曾去拜会当时大名鼎鼎的大律师弗立德烈·宾卡特。
在留学期间，甘地就经常参加这位大律师的演讲会，并对他的雄辩口才钦佩不已。面对忧虑的前途，他写了封信诉述自己的不安和疑虑。没想到，宾卡特先生居然回信，而且邀请甘地来自己家里做客。
大人物的和蔼和平易近人让甘地有了些许的信心。宾卡特把甘地当作同龄的朋友一般看待，在欢笑声中消除了甘地的悲观情绪。
“你以为人人都应该成为费罗泽夏·梅赫达吗？像费罗泽夏和巴德鲁丁这样的人总是少数的。做一个寻常的律师用不着非常的本领，普通的忠实勤奋就够维持生活了，案子并不全都是繁难的。”
在了解了甘地所读的法律书之后，宾卡特又语重心长地说：
“我了解你的困难。你读的书很有限，也不懂得世故，这些都是做律师不可缺少的知识。作为一个律师，你应该通晓人情世故，应该具有从一个人的相貌就能判断出他的品格的能力。你连印度的历史也还没有读过。每一个印度人都应该了解印度的历史，这和律师的业务没有什么关系，但这是你应有的知识。”
这次见面对甘地产生了一定的启发，虽然还不能完全消除这个年轻人的顾虑，但毕竟让他有了些许的安慰。
带着满腹的憧憬而又有些惴惴不安的心情，甘地踏上了故土。从孟买刚一上岸，他就从哥哥的口中得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这个噩耗让返回故乡的游子悲恸不已。
还没等甘地从失去母亲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出国前的种姓问题又开始缠绕上这个年轻人了。
对于种族问题，甘地虽然可以淡然处之，但哥哥和亲友的劝阻却让他不得不暂时屈从。既然要在印度工作，如果被开除种姓就意味着被社会抛弃，这是家人们无法承受的。
于是，甘地一回到拉奇科特就在哥哥的招呼下到圣河里进行了沐浴，并宴请族长和族人。由于哥哥的周旋和维护，加上甘地本来就是个十分诚恳的人，族长最终网开一面，重新接纳了甘地。
为了尽快回报哥哥的厚望和支撑起家业，甘地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先到孟买去闯荡一番。
刚一到孟买，甘地就迫不及待地筹办律师事务所，并马上挂牌营业了。一方面，他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印度本土法律，以便能够在处理案件时游刃有余；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在英国时已经开始的“饮食方法”。
由于哥哥交友甚广，生意很快就送上门来了。第一宗案子是由中间人介绍过来的一桩小案。当时，行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抽取一部分佣金给中间人。但正直的甘地认为这样做不合理，坚决不给，并且坚持只收当事人很少的诉讼费用——30卢比。
案子很明显，甘地用了不到一天的功夫就处理好了。但出庭辩护环节却成了甘地的软肋，他临阵退缩，浑身发抖，最后只得告诉代理人自己无法辩护，换成别的律师。
甘地对自己很失望，这次受挫使他失去了再次受理案件和到法庭露面的勇气。
这次受挫也让甘地的事务所再没有任何的生意，而甘地只能依靠写状子来维持生活。为了减少开支，在与哥哥商量后，甘地便回到家乡拉奇科特，在那里依靠哥哥朋友的人际脉络维持生意，依靠写状子平均每月能有300卢比的收入。
（二）
甘地生性倔强，而这种写状子的生活也只是权宜之计，可自尊心极强，又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甘地实在很难适应当时的环境。这期间，他又遭到一次重大打击。这件事是由他的哥哥引起的。
甘地的哥哥曾担任过波尔班达王公的秘书与顾问，结果因得罪人，被人借机控告他，还控告到对哥哥素有成见的政治监督官那里去了。
哥哥是家里的支柱，自然不能出事。在伦敦期间，甘地曾与这位政治公署的长官有点交情，所以哥哥想让甘地去说说情。可固执的甘地却觉得公道自在人心，便劝阻哥哥道：
“如果你确实有错误，我去说情又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没有犯什么过失，就应当照规矩上一个呈文，听候这件事的结果。”
但哥哥还是认为当地讲究人情，甘地去说情是不能推卸的责任，应该义不容辞地去。虽然这是违背甘地本性的举动，但为了哥哥，甘地还是硬着头皮去见这位英国官员。
结局自然不好，这位在私下举止谦和的人，此时完全换了一张脸孔，不近人情地任凭听差将甘地赶了出去。
甘地感到自己蒙受了奇耻大辱，他要求那位英国官员道歉，并声称如果不赔罪就要去告他。
“你要告我，悉听尊便。”官员回复了这样的话。
甘地垂头丧气地回到家，然后继续与哥哥商议对策。他们找到了大名鼎鼎的费罗泽夏·梅赫达律师帮助出主意，得到的回复是：忍耐为妙。因为印度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这种不平等司空见惯，要想在此安身立命，就只能委曲求全。
这件事使甘地逐渐明白了一些社会现实，为什么同是一个英国人，在伦敦时，他能和你成为朋友；可在印度，当双方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时，又变得无比凶狠，不可一世，同先前判若两人？甘地认为，这是制度使人变得如此可怕。
“我永远都不再把自己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永远不再这样滥用友谊。”甘地对自己这样说道。
随后，甘地又帮忙处理波尔班达王公争权夺利的事件。在搜集证据的过程中甘地注意到，佃农担负的地租太重了，于是就去找当地的行政官申诉。谁知那个行政官的做派比英国人更嚣张。结果佃农的利益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倒是王公的权利有了进展。甘地对周围的环境更加深恶痛绝。
“我觉得我的当事人所受的并不公道，可是我又没有办法主持公道。”甘地为此深深苦恼。
正当这时，一桩来自南半球的案子彻底改变了甘地的生命轨迹。
这是一桩旷日持久的债务纠纷。商行股东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是一位富有的穆斯林商人，他在南非开办的公司与另一家印度公司有4万英镑的纠纷。他们与甘地哥哥的朋友有些交情，听说甘地从英国学成归来，正无用武之地。又恰巧他们需要懂英文和法律的人过来协调，因此就写信邀请甘地过来帮忙。
一年的时间并不长，况且甘地也迫切地想要摆脱目前的困境，离开印度，去一个新的国家碰碰运气，所以他毅然答应下他们的邀请。
此时的甘地，与去英国留学前的心境已经截然不同，他已饱尝人间冷暖，也经历过事业初创期的失败，理想和现实的种种考量，让他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但当时他还不知道，这次航行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等着他的将会是一个新的战场。
（三）
1893年5月，经过漫长的航程，甘地到达了南非的纳塔耳港。
商行主席达达·阿布杜拉先生亲自去迎接甘地。达达·阿布杜拉是一名精明的商人，他的商行在当地首屈一指，是印度商行中规模最大的，他本人也深受尊敬。
但是，甘地刚下船时却发现认识达达·阿布杜拉先生的人对他态度傲慢，甚至嗤之以鼻。甘地感到甚是奇怪。
达达·阿布杜拉见到甘地后，也感到颇为头疼。他在读过甘地带来的哥哥的亲笔信后，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甘地此时的服饰和装扮还没有摆脱留学英国时的影响，因而，在这位踏实的商人眼中，甘地无疑是来玩票的。
但通过随后的接触，达达·阿布杜拉逐渐消除了顾虑。甘地对《可兰经》的领悟力和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让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并逐渐产生了信任和默契。
通过了解，甘地也逐渐弄明白了为何在当地印度人不被尊重。原来是因为南非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早在1860年前后，英国殖民者发现在南非从事种植和采矿有利可图，且因印度人口众多而廉价，于是就招募了大量的印度契约劳工。这些印度人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种植蔬菜，引进印度品种并加以改良，还经营起小本生意，有些人甚至开始进入商界。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人由原来的劳工上升为土地和房产的所有者，国内的商人也纷纷来到这里定居经商，这使得当地白人戒惧日深，并开始敌视这个日渐强大的亚洲人种。而且，他们还想尽各种办法，采取强迫遣返、征收苛税、剥夺选举权等手段对印度人进行种族迫害。
同时，印度人因为职业、信仰、种族关系的错综复杂等，也一直没有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来对抗殖民当局的步步紧逼。个人的力量总是微小的，印度的劳工多数都不识字，更不懂法律，而一些印度商人因为金钱的驱使也不得不屈从于殖民者。因此，对这种创造价值与政治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关系也只能默默地容忍下去。
在取得了阿布杜拉的信任之后，甘地便被带到当地的德班法院。他很快认识了几个阿布杜拉的帮手，并坐在了阿布杜拉的法律代表身边。甘地的衣着甚是奇怪，有印度和英国混合的风格：身上穿着欧洲人的长礼服，头上却缠着印度人的头巾。庭长不断地望着甘地，并要求甘地摘下头巾。但甘地断然拒绝，并因此离开了法庭。
庭长之所以要求甘地摘下头巾，是因为当地对印度人的歧视规定中就有一条：印度人到法庭必须摘下头巾，只有穿伊斯兰服装的印度人例外。
但甘地本着自由平等的理念和所受到的教育，采取了极端的拒绝态度。
此后，他通过在当地的几天体验，很快地了解一下情况。
当地的印度人是被分成几个派别来加以区分对待的。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地的职员。而为数最多的还是契约工人和自由工人，他们签订了到纳塔耳港做工5年的协议，因此英国人也称他们为“苦力”。
如果推广开来，英国人的逻辑就是：所有的印度人都有了一个名称——“苦力”：做生意的是“苦力商人”，打官司的是“苦力律师”。
没过多久，甘地就成了一个十分让人头疼的“苦力律师”。
因为从法庭出来后，甘地马上给当地的报馆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坚持戴印度头巾的理由。报界对这件事给予了报道，结果引起极大的争议，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同时袭来。在欧洲人的眼中，甘地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来客，甘地也因此出了名。
（四）
阿布杜拉对甘地充分信任之后，便派给他一项任务，去比勒托利亚处理一宗官司。
这次旅程并不顺利。尽管甘地坐的是头等车厢，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当晚的9点左右，甘地抵达纳塔耳的省城马利兹堡。这时上来一位乘客，他看到甘地是个“有色人种”，便一声不吭地走开了。随后几个官员又来到这里，强迫甘地搬到货车厢去。甘地解释说他是有头等车厢车票的，但官员们根本并不听他的解释，而是直接叫来警察，将甘地的行李连同他的人一起赶下了火车。
茫茫夜色之中，甘地孤零零地在陌生的车站度过了一夜。9月的南非正值隆冬，甘地冻得浑身哆嗦，他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第二天一早，铁路局局长就接到了甘地的控诉电话。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就算是阿布杜拉来到他面前也无济于事。并且，南非的法律并没有指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合理之处。
无计可施之下，阿布杜拉只得请求在马利兹堡的印度朋友对甘地多加照顾。那些印度商人对甘地的遭遇表示同情，也告诉他这种遭遇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当晚，甘地乘车继续行进。
当到达查里斯城时，由于铁路不通，甘地只好乘坐马车到约翰内斯堡。同车的白人领班见甘地是个生客，又是个“有色”人种，就欺负他，让他坐在马车夫的旁边，自己则坐在甘地的位置上。为了避免中途变故，甘地只好暂且忍耐下来。
不料，途中白人领班想出来抽烟，就拿出一块肮脏不堪的麻布让甘地坐上去。这实在是太侮辱人了！甘地已经忍无可忍，便摇头表示出拒绝。谁知拳头当即挥了过来，那个高高壮壮的人还用自己的粗手抓住甘地的胳臂，要把甘地拉下车。甘地死命地抓住铁栏杆就是不松手，双方争持不下。
其余的乘客都看不下去了，说了句公道话，甘地才最终得救，并坐回到了车里边去。
一路上，白人领班一直恶狠狠地瞪着甘地，甘地不为所动，一直坐到下车。这样屈辱的经历让甘地痛心不已，同时也埋下了他以后决心革除这种不平等制度的种子。
经过一路的颠簸，甘地终于到达了比勒托利亚，见到了处理阿布杜拉公司案件的律师阿·伍·贝克先生。
贝克先生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同时也热衷于宗教事业。他相信上帝的力量，笃信基督教。而甘地对宗教的热忱也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
在贝克先生的介绍下，甘地在这里认识了不少基督教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的广泛接触和深入交谈，也激发了他对宗教研究的热情。此后，甘地开始系统地研究各种宗教经典，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权威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价值观。
甘地长于社交的能力逐渐显现出来，在这里，他还结识了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他也是当地一位着名的印度商人，而且是阿布杜拉这宗旷日持久官司的被告。哈齐汗的声望很高，并热衷于公众活动。甘地希望认识更多的印度人，借以了解他们的困境。于是，在哈齐汗家里，甘地召集了一次大会，邀请在比勒托利亚的所有印度人参加。
既然商人居多，甘地便以生意的诚信为突破口，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我们不注意环境卫生，不讲诚实，是使印侨遭人鄙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这些问题，时刻记住自己是印度人，代表印度。”
甘地的讲话真诚而不做作，同时又结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理有据，显得很有说服力。演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最后，在甘地的倡议下成立一个协会，作为印侨的代言人与当局交涉，从而提高印度侨胞的地位。从那以后，定期集会便成了惯例，大家都在集会上积极发言，交换意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集会次数的增多，当地印度侨民的觉悟也逐渐提高，大家也更加团结一致，这大大有助于提高南非印侨的觉悟，增强了团结斗争的勇气与信心，也为甘地下一步的斗争提供了基础。可以说，自此以后，甘地便开始走上了带领群众自觉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的道路。
集会的工作只在业余的时间进行，甘地并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具体使命。
这宗大案错综复杂，而且双方为打赢这场官司都聘请了最有才能的律师和法律顾问。甘地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有力的证据。因此，他所翻阅的卷宗是最多的，而且也最为全面地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甘地渐渐发现，无论其中的哪一方胜诉，结果都不能尽如人意。因为这一漫长的过程已经耗费了太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双方都已经精疲力竭，得不偿失。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双方和解。
于是，甘地凭借着与两人的交情，一再向原告、被告晓以利害。最终，双方达成了和解意向，从而令一综复杂的官司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官司结束后，甘地来南非的使命也就完成了。就在他动身准备回国之际，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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