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介

    我的父亲赵寿山将军在不断追求真理要求进步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由国民党高级将领转变为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度担任青海、陕西两省的主席、省长，最后是在全国人大常委的工作岗位上与世长辞的，他的教诲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1935年夏季，红四方面军徐向前、徐海东率部长征途经汉中前夕，父亲来到我的书房，当着我的面对我的老师姚警尘说：“打倒了旧军阀又出现了新军阀，‘剿共’是自取灭亡。只有实现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才有出路。”因此尽管胡宗南部尾追红军，蒋介石又命父亲在汉中堵截，但他却和徐向前达成了秘密协议，采取了不即不离应付掩护的办法，使红军摆脱了胡宗南的跟踪，较顺利地通过了秦巴山区。父亲当年对红军的态度和与老师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

    1936年10月，父亲在考察国内形势后，向杨虎城将军亲自递交了他的“抗日建议书”，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父亲担任了西安城内军事行动的总指挥，负责解除了蒋在西安城区部队的武装，扣留了蒋在城内的高级将领和官员，并抽空给我们讲述了张、杨两将军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原因。

    就在我和妻子罗少兰（吴琦）刚刚结婚不几天的12月23号，周恩来先生当晚10点以后突然来我家拜访，让父亲和全家人都没有料到，很多家人和保姆都已经睡了，我也赶巧参加学校活动不在家。第二天听妻子罗少兰说，因昨晚天气寒冷，父亲直接将周先生让到我家后院上房东间房的热炕上。周恩来是面朝西，而父亲则坐在他对面，中间放着我们结婚时罗少兰娘家陪嫁过来的陶瓷茶盘。周先生和父亲两人促膝长谈，直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他才起身告辞。

    罗少兰当晚负责招呼着两位老人，她一晚上进屋端茶送水十几次，出来后就坐在东间房门口的板凳上，和周先生斜对面，因此唯一近距离耳闻目睹了周恩来和父亲谈话的全过程。她回忆说，自己当时年纪很小，周恩来和父亲的谈话内容很多她都搞不懂，只是觉得两位老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他们的谈话声音时高时低，有争论，也有会心一笑，如同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这天晚上我母亲更是不顾天寒地冻，亲自在二门口放哨瞭望；而父亲的贴身警卫雷清翰等人，都在大门周围和院子里持枪警戒着。周先生的和蔼可亲和真情待人，父亲对周先生的热情和敬重，给所有人都留下难忘的印象。

    1963年学校放暑假期间，我的二女儿荥原从北京返回部队，在北京机场巧遇周恩来总理。当总理知道她是赵寿山的孙女后，微笑问道：“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我去过你家，有你吗？那老房还在吗？”可见总理同样对那天晚上的彻夜长谈印象深刻。

    几天后，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先头部队进入关中，杨将军为了避免扩大内战，将十七路军撤至渭河以北，并由父亲担任了渭北警备司令兼十七师师长，驻防三原。同时为援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彭德怀、贺龙率领的红军主力也挥师南下，进驻泾阳、三原一带和十七师会师。

    一天，父亲在宴请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后，又主动叫来照相馆的人，希望大家合影留念。彭总风趣地说：“赵师长，你这下可是通匪有据了呀！”父亲爽朗回答道：“请您转告中共中央，我不但是通匪，我还要入伙呢！”父亲回家后，又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述了这件事。

    不久，父亲就决定，将我们姐弟二人，后来又将我的妻子罗少兰和堂姐、堂弟、表兄等八人，陆续都送去上陕北红军大学（抗大前身），学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

    1937年2月我们临行前，父亲严肃而深情地叮嘱说：“要经得起艰苦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优越生活往往会使人养成纨绔习气。到红军大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理论和实践，要抗日，要革命……”

    就在我们夫妻赴陕北乘坐的卡车车厢下边，父亲秘藏着给陕北红军支援的银圆和枪支，上边装满橘子进行伪装。由于卡车一路上颠簸厉害，橘子下面的银圆和枪支途中都露了出来，我们此时才发现了父亲暗中帮助红军的秘密。

    按说以父亲当时的财力和地位，他完全可以将自己唯一的儿子和儿媳送往国外条件更好的大学环境中去学习、去深造，以图将来更好发展。然而父亲却并没有这样做。仅此一点，就足以感受到他老人家追求真理、要求进步和“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以及对中华民族兴衰的强烈责任感。父亲当年的安排和教诲，奠定了我们夫妻终身要走的革命路程。

    1937年冬，国民党特务向蒋介石密告说：“赵寿山将子女送到延安共产党的抗大去了！”这在蒋介石看来，简直是“通匪有据，大逆不道”，于是在一次高级会议上，他不指名地对父亲加以斥责。嗣后又在一次专门召见父亲时，露骨地提出质问。父亲巧妙回答说：“我在前方抗战，子女在后方读书，子大不由父嘛！”

    为了巩固三十八军这块丹心素裹的阵地，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口实，毛泽东后来说服父亲，将我们姐弟二人以及我爱人都又送回西安，不久又送我到重庆黄埔军校去学习。父亲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独生儿子放在蒋介石身旁做人质，就是为了麻痹蒋介石，以利于部队在前方作战。

    我临行前，父亲的心情很沉重，他反复地叮嘱道：“我只有你一个儿子，不是我忍心将你送进虎口，而是为了国家民族，为了抗日，我不得不这样做。你到军校后处处要装得灰色一些，不要锋芒外露。要坚强，要随时做好最坏的打算和安排。要广交朋友，这样有利于掩护自己。”

    遵照父亲的安排，我踏进了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重庆和成都黄埔军校。后来在周恩来和地下党组织的暗中保护下，于1941年初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最终渡过难关，安全地返回部队。

    蒋介石长期怀疑三十八军在山西中条山地区“通共”和“赤化”，因此总想制造口实消灭之。1940年10月，三十八军被蒋介石调到河南洛阳以东的黄河南岸防区，正好处于蒋、日夹击，腹背受敌之中。父亲对此镇定自若，他一方面率领三十八军在河南荥阳、广武、泗水一带重创日寇，使其不能前进一步，另一方面又同蒋介石的阴谋展开斗争。父亲对大家说：“我们在前方浴血抗战，杨虎城将军的冤狱未复，蒋介石却陈大军于我们之侧后，总想借机消灭我们。我为国家民族战死无所畏惧，但如果也像杨先生一样为蒋介石所害，死难瞑目！”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全国处于大规模内战边缘，蒋介石对三十八军的迫害也进一步加紧。就在此时，父亲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再一次要求参加共产党。中共三十八军地下工委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了父亲的请求，毛泽东在1942年亲自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并将中共三十八军工委的组织和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向他公布。党中央还指示三十八军工委，今后所有重大活动，都要和赵寿山军长商议，父亲也更加自觉地将三十八军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1943年底，蒋介石为进一步阴谋搞垮三十八军，一方面将部队调到河南巩县，名为休整，实为三面大军围困；另一方面又采取了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伎俩，把父亲贬到甘肃武威，担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实际上置于蒋介石及其亲信胡宗南的直接软禁和控制之下。

    在此期间，胡宗南对父亲不断采取了软硬兼施、公开恫吓等手段，亲自“邀请”父亲参观反共集中营中迫害共产党人的残酷刑具和杀害共产党人的血腥现场。父亲当时将满腔仇恨积压在心底，一言不发。回到家后，他沉痛地说道：“这个仇迟早是要报的，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

    有一次父亲和我见到胡宗南时，胡对父亲说道：“你的公子一表人才，将来是党国的人才，我要提拔重用他，赵总司令意下如何？”父亲向我递了个眼色说：“还不快谢谢胡长官的爱护和栽培！”我会意地说：“谢谢长官！”父亲为了早日让我摆脱胡宗南的控制，他将计就计，请求胡先将我派到重庆的国民党陆军大学去“深造”。

    临行之前，父亲将我叫到他身边，再次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全家都在蒋介石、胡宗南的老巢内，我随时都有可能被蒋介石关押，去陪伴杨（虎城）先生。因此你要时刻注意他们的各种圈套和诱骗，以免上当受骗贻误大事。到重庆后及时与周（恩来）先生联系，设法摆脱特务的纠缠和控制。”就这样，为了革命大局和父亲的安全，我又一次进了虎口——重庆，以消除蒋介石的疑虑。后来父亲在中共党组织帮助下，充分利用他在三十八军中的影响力，克服重重艰险，最终部署三十八军起义并安全回到解放区。

    1946年，当我先于父亲进入边区之前，也曾困惑不解地问过董老（必武）：“我一直为党工作，可为什么多次申请入党，都未能被组织批准？”董老这时才笑着告诉我说：“你和你父亲相比，谁对革命的贡献和作用大？我们必须绝对保证你父亲的安全，你表现灰色一点才能掩护他。”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原来让我当这个“赵家大少爷”，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1946年夏，蒋介石又以派父亲出国考察水利为名，免去了他的集团军总司令职务。到南京后又迟迟不给他办理出国手续，企图在国内加害于他；如果不能的话，或干脆将父亲赶出国门，以彻底清除心腹之患。不久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周密安排下，父亲和我们全家人都先后平安回到解放区。

    父亲发表反蒋通电后，引起了南京和西安方面的极大恐慌和震动，李济深、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都抨击蒋介石心胸狭隘，私心用事，有功不赏，才将父亲逼上梁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一方面下令通缉，另一方面西安的胡宗南绥靖公署又密令通缉和严密监视三十八军在乡人员。胡宗南还派军队查抄了我们的户县老家和西安甘露巷6号住宅，最后干脆掘地三尺、洗劫一空后，又派军队驻扎，可见仇恨之深。

    父亲回到解放区后，我们全家人终于团聚了，悲喜交加之余，父亲对我们说：“为了新中国，大家失去了多少亲人，这个仇恨是不能忘记的。虽然我们全家都安全回到解放区，这还是要感谢党中央，感谢冒着生命危险、费尽了心血的地下党同志，这个恩同样不能忘！”

    全国解放后，父亲功成不居，热情和蔼，平易近人。他不但对自己要求很严，而且常用唐朝诗人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的著名诗句来告诫子孙。他常说：“我要做好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切不可有一点优越感和特殊化的思想。”

    父亲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又是创建共和国的有功之臣，但他却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为子孙们谋过福利或安排过什么优越的工作。而当彭德怀元帅蒙冤受到审查时，父亲却不但对彭总的处境担忧惋惜，并且不顾政治风险和个人安危，公开去挂甲屯吴家花园探望自己的老领导、老战友，回来后失声痛哭；习仲勋蒙受不白之冤后，父亲同样四次要见毛主席，为习仲勋鸣不平。

    1965年春，父亲不幸患上了食道癌，他像当年在抗日战场上一样，与病魔进行了殊死抗争。直至最后病危前，他还教育我们，在政治上要向比自己强的同志学习，而在生活上却要向不如自己的同志看齐，永远坚持勤俭节约的精神。临终前父亲一直期盼着祖国统一，希望能和远在台、港及国外的老友们重逢相聚，共写春秋。

    1965年6月父亲的癌细胞扩散，病魔无情地摧残着他的肌体，黄豆大的汗珠不时从他苍白的面部一滴一滴往下淌。他忍着痛，咬着牙，用微弱的声音喊着：“彭总！彭总！”

    又一个深沉寂静的夜里，父亲忽然从昏迷中坐起，嘴唇不断颤抖着。我急忙问他想说什么，父亲老泪纵横地喊：“仲勋！仲勋！”我含泪告诉他说：“听说他还好，他捎话请您珍重！”父亲点点头，说：“我见不到他了！”慢慢又进入昏迷之中。

    1965年6月20日晚上9时50分，父亲在与病魔做搏斗和期盼祖国统一、怀念老战友中与世长辞，他的崇高人格人品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共同奋斗。父亲，您老人家丹心素裹写春秋的爱国精神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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