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31]

    1940年10月下旬，陕西省委接到中央的一份电报，通报了一个情况：“孙蔚如接何应钦电称，三十八军皆赤化，该军上层都被赤色分子包围，并称该军之中共分子二十余人中，有主任秘书姚警尘、十七师之参谋处长胡振家及该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崔仲远，希严加防范”。中央的通报提醒我们注意国民党可能要在第四集团军制造反共事件。

    1940年底，第四集团军由中条山调到黄河南岸不久，蒋介石电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转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指名三十八军30余名军官（包括三名工委成员）系共产党嫌疑分子，令送洛阳劳动营接受审查。三十八军工委获悉后，一面研究对策，采取应付措施；一面向陕西省委反映情况，请示办法。与此同时，我党在三十八军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同志也向省委反映了这一情况。省委认为这是国民党反共和分化瓦解杂牌部队的一个严重步骤，遂派联络员杨信去前方了解情况。1941年3月，三十八军工委和军长赵寿山派张西鼎向陕西省委汇报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工委和赵寿山的处置情况以及要求拖出部队到黄河以北的想法。3月29日，陕西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同意赵寿山拖部队到黄河以北的决心，并反映了赵寿山希望张西鼎直接向毛主席汇报的意见。3月31日，省委再致中央，证明了张西鼎的身份。4月2日，中央复电陕西省委，指名省委书记杨清（欧阳钦）和张西鼎同去延安汇报。省委考虑我是军事部长，负责第四集团军党的工作和统战工作，情况比较熟悉，决定由我和张西鼎同去延安。我和张西鼎到延安后，连续三个晚上向毛主席汇报，当时听汇报的只有毛主席一人，他亲自做记录。汇报中，毛主席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对我们提出的问题，他有时用幽默风趣的语言反问，有时用恳切的语言给以明确的指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我们提出国民党指名送审的干部不能去，以免发生问题时，毛主席说，这个部队是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干部受训，不去行吗？我们又不是蒋介石的参谋长，也不能向他提出免训的建议，不去怕不行吧？军官调去受训，我们党不便和他们联系了，那就依靠他们自己根据党的政策去工作，以后他们回到部队，我们还可以和他们联系。他们能独立地进行工作，对他们也是个锻炼。退一步说，万一有人告密了，暴露了一些同志，他们能经得起考验，证明是我们党可靠的干部；万一有人经不起考验，脱了党，证明他即便留在党内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离开党对我们也没有多大损失。当我们提出有人要拉部队到黄河以北怎么办时，毛主席说，从整体上来说，我国的现状是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我们应该以抗日为大局，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主张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去。但是，我们还应该有另一种准备，就是当这支部队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有人主张把部队拉到黄河以北，我们也应该帮助他们找个出路，现在就应该有个应变的方案。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和叶剑英同志研究一下。

    接着，我和张西鼎又同叶剑英同志谈了几个晚上，剑英同志也是亲自做记录。他详细询问了部队的情况，渡河器材情况，计算了渡河时间，了解了各项保障情况。

    这次谈话后，我和张西鼎回到马栏。我向省委作了汇报，张西鼎回部队向工委和赵寿山作了汇报。

    （杨震天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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