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志杰[24]

    西安事变结束后，1937年初，崔仲远、杨晓初、杨明轩等，介绍我到三十八军赵寿山的军需处做军需。当时处长是杨晓初，到职后即派我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接洽军械物资和到上海筹买军粮面粉、大米及军用品等物资，我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在“七七”事变后，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由陕西开到河北省保定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我由上海、芜湖购买押运面粉、大米各一火车皮，一路遭日本飞机骚扰，在恐怖中运送到了保定前线。在我将物资运到的当天晚上，还未休息，赵寿山又将我叫去，叫我当夜乘火车去南京面见周副主席并接洽军用物资。当时赵寿山向周副主席、于右任、何应钦各写了亲笔信。我当夜（白日有日本飞机轰炸，车不能行）即持赵寿山的亲笔信，驰赴南京。到了南京后，我即持信去梅园新村面见周副主席。我将信呈周副主席审阅，并将十七师作战的情况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周副主席表示很满意，并询问了赵寿山及部队一些情况，我一一答复了。谈话结束后，周副主席关心地向我说：“这里四周都是特务监视，对你安全不利，以后你可和王炳南同志接头，有什么事由王炳南同志转达，你就不要亲自来了。”在谈话时，恰遇日本飞机到南京上空，警报声起，周副主席说：“你赶快离开这里，我用车子将你送出去。”就这样我乘周副主席的车子离开了梅园新村。车子开出后，绕了数弯，司机对我说：“现在脱离特务圈了，没事了，你可下车回去了。”我即下了车回十七路军办事处。此后，我在南京即同王炳南同志联系，不时将三十八军赵寿山的来电情况转达给周副主席，并将周副主席的指示转达给赵寿山。我当时用的是国民党军政部印发的电报稿纸，用自己的密码发电，国民党特务是无法查明的。从此我以三十八军代表的身份在蒋政府驻地区活动。

    1937年终，南京失陷前夕，我接赵寿山电报，嘱我回西安并到陕北绥德去接他。我回到西安后，三十八军十七师已由河北保定转战到山西境内，在娘子关战役后，转移山西中部。这时赵寿山拟由山西渡过黄河到陕西绥德经延安返西安，再由西安赴山西晋东南高平、长治一带抗敌。我即由西安经延安到达了绥德，在绥德我向赵寿山汇报南京会见周副主席的情况，南京失守前情况，并转达周副主席的指示。赵寿山听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很高兴。

    在绥德住了一天，应酬了绥德各界的慰问后，赵寿山即转赴延安。在延安住了约一周，承毛主席接见数次并和在延安的党的领导同志会了面。当时罗瑞卿教育长，还陪同赵寿山参观抗日军政大学，介绍了抗日教育训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对赵寿山返回部队后，在太行山区，选派班排长去八路军受训和以后在三十八军办训练班，起了指导作用。赵寿山在毛主席接见后，非常兴奋，表示以后要按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办事。

    由延安返回西安后，1938年初，赵寿山又令我去武汉（这时国民党政府已迁到武汉，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迁到武汉），继续搞情报和与周副主席及第四集团军办事处联系。我到武汉后，即与王炳南接上了头，并经常和李克农、钱之光会晤，继续向周副主席反映赵寿山来电的消息，并将由周副主席和十八集团军得来的情报，一并转达给赵寿山，这样一直到武汉失守。

    武汉失守时，我乘十八集团军的小轿车到湖南长沙，由长沙转到了广西桂林，由桂林到了四川重庆，又与王炳南接上头，继续以前的工作。到了1938年末，赵寿山来电，令我返回山西晋南中条山防地（此时三十八军已由太行山转移中条山），我的工作，由参议崔仲远接替。1939年初，返回中条山防地，赵寿山即令我去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师部去工作，担任军需处中校会计科长职务（此时一七七师已由三十八军参谋长陈硕儒接替），在临去之前，赵寿山将我叫去，对我说：“你去一七七师，要帮助陈师长，加强抗日力量，并要注意维护好那里的进步人员。”我于1939年初到达一七七师后，因与陈师长还不太熟悉，说话很谨慎，凡事皆是通过韩兆鹗（军需处长）去说。陈师长也接受这些建议。到了中条山“六六”战役时，九十六军一七七师，被敌人由中条山芮城压迫到黄河边沿，情势异常危险，一七七师由芮城沿黄河岸东移至平陆县内，天已晚了，在黑夜中，我与部队失掉联系，部队已东行去了茅津渡，我还困在平陆城内。无奈我带领军需十余人，连夜向平陆县北马村底下的山洞藏身。敌人即在洞上行动，我们都能听见敌人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我们在洞内过了约两天，敌人退到山上边去了，我们才赶回安子沟找到部队。这次行动，我除了带领十余人员安全返部队外，还带了一七七师一个月的经费（埋在洞内，过后才去取回，一点也未受损失），陈师长非常高兴，为我记了功，还授了奖。经过这个事件后，我和陈师长的关系较近了。有时间我给师长说一些部队的事情，陈也听从。如周益三到一七七师先办合作社后任副官处长，樊中黎到部队先任秘书，后任参谋，王汝昭特调到甘肃国民党步兵训练队受训镀金等等，多是我建议由韩兆鹗处长向陈师长提出的。王汝昭在去甘肃受训镀金时曾问我，去受训对当团长的时间能否赶得上。我说：“你去，赶得上，误不了你当团长。”因为我知道当时要报请王汝昭当团长，特务们报告王汝昭是共产党员，报上去恐批不准，所以才派他去国民党步兵训练班受训镀金，后来王汝昭任了五三〇团团长。在陈硕儒任师长期间，他对进步干部、我党人员，还是很照顾的。

    1943年陈师长调任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后，由副师长李振西接替师长（师部在河南巩县），李为人狡诈，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此时，赵寿山、崔仲远将我叫到三十八军军部，赵和崔仲远、姚警尘坐在一起。赵对我说：“李振西为人你是知道的，但你在一七七师人熟，好工作（说人熟，不仅指我在一七七师工作数年，也指的是我在李振西做旅长时，在经济上帮助过李，李口头上对我很感激），今后要同李振西搞好关系，维持这支抗日力量，更重要的是要掩护那里党的力量。”我回一七七师后，即按赵寿山、崔仲远等的指示，进行工作，与李振西的关系搞得较好，帮助李振西出主意，筹经费，他也接受我的建议，将我知道的一些革命同志安插在重要岗位（王汝昭任团长，周益三任副官处长，樊中黎任参谋，霍子昭任副团长等）。

    1944年，赵寿山调任甘肃武威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崔仲远、姚警尘随行。蒋介石的亲信张耀明接替三十八军军长职务，形势突变。赵寿山、崔仲远在临行之前，叫我去三十八军军部，他们对我说，形势突变，对三十八军中我党同志不利，但考虑我和张耀明的关系较好（同学兼亲戚），并且张耀明在极端困难时，我在经济上帮助过他，要我留在三十八军继续工作。原打算留我任三十八军军需处长以影响张耀明，但又考虑到李振西不可靠，怕他把一七七师这个抗日主力部队搞垮，最后决定让我留在一七七师任军需主任，继续做李振西的工作。

    在赵寿山离去至抗日战争胜利之前这一段时期，李振西表现还较好，表示他是革命的、抗日的，对这个部队的革命同志还无所伤害，维持原来的情况，因他还需要这些人支持他。但到日寇投降后，解放战争初期时，李振西为了升官发财，即与胡宗南勾结上了，对一七七师的革命同志，翻脸不认人，进行打击排挤，先后将樊中黎、王汝昭、周益三、芦松轩、霍子昭、姜树德、钟强等十余人，以种种借口，迫其离职。我当时劝说数次，也不起作用。李振西从此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1947年解放战争打起来时，一七七师由洛阳过黄河，这时李坚决要我留在后方洛阳。当年冬天，崔仲远由甘肃回到陕西，要从郑州到解放区去，路过洛阳见了我，我将所有情况向他汇报后，他说：“你这几年单独在此工作的还好，现在情况变了，工作确实艰难。”他说他到解放区后，再同我取得联系，要我仍留在一七七师。崔仲远走后，我即移驻郑州。于1948年春鉴于李振西对我的怀疑，离开了一七七师，从此也与赵寿山军长失去联系。

    回忆我们在九十六军一七七师工作失败，最后被李振西将党的力量搞垮的原因，我想有以下几个重要情况：

    一、党的力量，多为单干户，单线领导，彼此不联系，没有在一七七师形成一个党的核心领导力量，虽然党员不少，地位也很重要，但只凭个人的主见在工作，相互不能配合，这样力量都分散，形成党的领导无力状态。

    二、只注意了上层的工作，缺乏群众的基础，因而上层垮了，下面即无后继之力，以致彻底失败了。

    三、缺少党的各个时期的指导工作的文件看，只凭个人在盲目地干，因而削弱了党的力量，就我自己说，在十七路军工作了15年，只看到过一次《论持久战》，再未见过任何党的指示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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